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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岁月》++++

从这可以看出不是什么贵族寡头政治,却是只和卿士谋了不算,还要谋及庶人的。而亦不是代议政治,王及卿士庶民谁同意谁不同意,并无一点合从连横或为保持平衡的超然地位,大家只是平等的听从多数。但亦不取消少数,若有少数反对,则作内而不作外,用静而不用作,少数亦得到应有的尊重。而且并不像西洋的多数少数各各有立场,却只是大家对一桩事情的看法,也许你的理明,也许我有看得不对,所以还要问於龟筮,问龟筮是以有心问於无心。苏格拉底希望有哲学家来管政治,其实哲学家很不必,单是这样就很好的。

古代西洋的巫有大事必得问他,而龟筮则无大疑可以不卜。龟筮亦不像希伯来人的先知预言灾祸来吓人,却是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是人占卦,并非代表神说话,这就是好商量,故许多卦可凶可吉。而且问了龟还要问筮,这像我的脾气,庙里求籤第一籤拔得不好,再拔一籤看看。龟筮无心,是邵康节说的无心故能先知,人有时会被事情与理论压沈,越苦用心不得解脱,龟筮即是叫人顿开金锁走蛟龙,觉得自己刚纔怎么这样糊涂,此刻却像个没事人一样,会忽然妙手偶得之。

庶徵、「曰休徵,曰肃,时雨若,曰乂,时暘若,曰哲,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僣,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肃乂哲谋圣是人的品德,却亦用来说好天气,狂僣豫急蒙是人的坏脾气,亦用来说坏天时. 而且天亦有时会为难,像做人为难一样,高田要雨,低田要睛,这就很可笑可爱。而好起来则像旧时官府出巡,仪杖旗牌上写的「风调雨顺,五穀丰登,国泰民安」,人也高兴,天也高兴了。

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五福好,六极不好。中国民间有些东西被雅人与思想家认为俗气不过,浅薄之极的,像小孩帽簷上缀的金字及女子首饰上刊的文句,「长命富贵」或「金玉满堂」,但我还是很喜欢.古乐府如相逢狭路间及陇西行,写富贵都能那样的清扬,这在西洋文学里就没有。中国人的富贵是可以好到像百花园里的牡丹花的,为人能这样的荣华一世,和人家亦没有过不去的地方,当然称心写意,而为人在世本来即是个好。西洋则必定还有个人生观,要问人生的意义与目的,倒成了做人是为吃苦,为赎过去亚当夏娃的罪,为做下一代人的踏脚板。西洋文学里而且把蝨子咏成上帝的珍珠,完全是好恶反常。他们又有病态美,缺陷美。病态缺陷,当然不美。

这样的洪范九畴,包括天地万物人事统统在内,明白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比起西洋的宪法或政纲来不但规模更大,而且性格上是异类。但洪范只是个大纲,其条条的秀发则是礼,又做得来开开心心则是乐,洪范要礼乐来成行。

礼仪三千是洪范的舒叶吐花,约於礼是天地万物与人的遍在自在,各得其所,各皆是个无限。西洋有约法,那是他们的凡百东西皆是个霸佔僭越的存在,然后又来规定彼此间的距离,从中出来许多喜怒哀乐亦皆是不好的。怎样的浮文,怎样的行动与思想感情,若不约於礼,即是霸佔僭越,落於怪力乱神,到底亦不美不吉的。约於礼是像好书画的笔笔乾净,没有溢墨。

礼立大体,而亦修廉隅。好画若有一笔是败笔,常时看着总要心里难过,而且怎样的笔致则有怎样的构图,焉可只顾大局不顾细谨?人在佳节良辰,当着盛大的场面,说话动作自然小心,因为贵气,因为人世有这样的好。小心是持吉,不为避凶险,是故君子处夷险如一。这就是以礼为体,而以乐为志气,可以不落灾韧.西洋有世界末日,印度亦尽说劫数,惟独易经里没有一个劫字,而惟有变字,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都是好字眼,不堕生死轮回,汉人五千年来便好像十二月花名,节节都开. 劫字在中国文明里是变成了节字。

秦汉私情之美

中国文明五天年来好比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山河照影,有情似黄金。

周朝的井田这样深稳,它翻出的变调是秦汉却多有惊险,但惊险方可喜。

却说当年周武王伐纣,登幽之阜以望商邑,晚上他睡也睡不看。清早姬旦问他,他说,从我未出生时殷朝已乱起,至今六十年,糜鹿在牧,蜚鸿满野,这如今我们是成了事,但我们向来在西土,要怎样处理外面那千年以来夏殷的地面纔好呢?他又自己答道,我们亦要出去到那河洛之间,与天下人相见。於是他造了洛邑,打算拿它做周朝的新都。

周武王是被黄河中下游工商业的明艳所惊了,后来孔子观舞大武,尚说、「若然,则武王之志荒矣。」井田的工商业亦带叛逆性,惟不发生像西洋人的商业资本主义,那工商业在众产业中乃是个娇纵的姊妹,但不是女巫,几次政治波澜,游蜂浪蝶皆与她有关.井田倒是能大大方方的爱宠她,每每游嬉於危险的边沿,像要泼翻了而仍旧不泼翻,所以活泼。而中国历朝女子亦几乎即是工商业的化身,如妲己西施杨贵妃,皆带珠光宝气,且必随伴华丽的宫殿建筑,但是每有建筑,大臣必谏,虽为后妃亦要像浣纱时的素面纔好。海伦是雅典工商业的明艳,但中国则不重希腊式的英雄,亦不重希腊式的美人。汉唐而且要罢珠崖,戒开边。前此井田的好处,是能对工商业亦无禁忌,而井田废后的好处,则是对工商业亦能使之约於礼,历朝的天下承平富庶,版图宏大,倒是因为能对生产力与武力亦看得平平淡淡,不像西洋的小家子气。

中国只是对工商业不小气,但并非笨重凝固的土着务农,这从中国的女子最可见。常言水乡多佳人,水乡是交通便利,工商业繁荣的地方,如六朝女子的「镂薄窄衫袖,穿珠贴领巾」,那装束即是非常现代的。中国女子极有叛逆精神,但是不浪漫,中国人是对於美对於爱亦不沉缅。太平时势是好女有好男来相配,好男如阳光,好女如颜色,有家门清肃,而历朝女祸,则往往亦是工商业与众产业失调之时,像纣王与妲己即是彼此都亵渎了。

尚书里记牧野之战,纣自焚而死,周武王持太白之旗以麾诸侯,诸侯皆拜武王。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军,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悬之太白之旗,又至纣之嬖妾二女,二女皆已自杀,武王又射三发,斩以玄钺,悬其头小白之旗。明日武王至殷之社稷坛祭告天地。此即黄河中下游的工商业与殷人有私情暧昧,要伤害全面产业的平等和谐,而周武王则像个男孩,他打了那不正经的男子,连姊妹也打了,但姊妹到底情亲,他又封纣与妲己所生的儿子。而且他变得有心事在身了,他从那天誓师孟津,白鱼跃入舟中,一路行来都是个男孩的世界,现在却忽觉悽楚不乐。中国历朝创业之主,皆对前朝有怀念与宽待,而且即帝位时要三让,是因真有一种悲意与谦逊,汉王见项王已死,亦且喜且悲,连明太祖讨平了元朝,亦不欲观献俘。

周武王之时,是天下大势在河渭之间,但外面还有三个方面,一是黄河中下游,二是淮河流域及长江流域的徐方与荆蛮,三是西戎北狄。所以周初的大事是把河渭之间与黄河中下游结成新的王畿,及至中叶,是把华夏文明更推广到徐方荆蛮及西戎北狄,而周末则徐方荆蛮及戎狄渐与华夏诸侯混同了,又要有新的核心,新的大一统,就出来秦朝,秦朝是汉朝的前驱。这几次变动里,皆见工商业的活泼,但仍是众产业的全面浪潮在推进,而工商业则不过是弄潮儿。

周武王为对夏殷旧地好有个照应,他叫殷族的人照常通商,又封神农之后於焦,黄帝之后於祝,帝尧之后於蓟,帝舜之后於陈,这几处便是伏牺神农以来华夏文明的本部,而西周则是新的发祥地。他又封姜尚於齐,姬旦於鲁,此地是经过商朝几次征伐徐方纔开拓的。但是黄河中下游与西周一时尚未能相亲,武王纔崩,二叔即以管蔡叛,管蔡即是殷之旧地,他们看不起西周的乡下佬,周公旦讨之,三年始得平定。於是成王与周公召公纔晓得当初武王的远大见识,又继续经营洛邑,放了九鼎在那里,虽王室仍在西周,而黄河中下游从此到底变成像自己家里了。西周的质加上黄河中下游的文,如此出现了一个新的华夏,如水木清华,所以有划时代的周公制礼. 此后即是周之中叶,交涉的重心移到对犬戎与荆蛮了。

犬戎在西。华夏与西方的交涉,前此黄帝时伶伦吹竹定音律,那竹即出於西土,而舜时亦有西王母献玉琯,及至周初,西方正当埃及金字塔后王朝全盛时,巴比仑亦其国际贸易正在作新的扩大,印度则雅利安人入主已五百年,恆河流域的产业及对外通商,皆较过去达罗毗荼人时更兴旺,而西域路上遂亦越发热开了,犬戎便在中间飘忽往来。还有北狄,则比犬戎更挨近华夏。这西戎北狄,一部份还深入河北,与汉人杂居,他们坐地经商,与在边徼外的同族联络,专做华夏与西方世界的生意。他们有益有害,益处是做了西方器物与知识来中国的媒介,而害处则是他们不时要作乱.周朝至春秋战国,受外来文物影响之盛,可比后来的汉朝唐朝明朝。且中国向来接受异域的乐器精律及天文数学,很少标明其是本国的或外来的,这真乃无私。但思想与感情则不受外来影响。如战国时坚白同异之辩,名与实为二,色相与性分离,原来自印度,都能不带一点印度宗教的痕迹,而且它亦像唐朝的因明学,不久就自然消歇。又如外来的舞乐,经过西域一翻,进来后又一翻,变成只取其形式,而去其原来的感情,所以是华夏的新声了。亦有形式与内容皆保持原来的,那只能是番戏,生不牢根的。

至於戎狄的作乱,则自黄帝逐荤鬻,夏时征九扈有穷,同时伐犬戎与猃狁,皆是为了对付他们,中间惟唐虞时无事,而周时则最烈,乃至西周卒为犬戎所燬,平王东迁於洛邑,又经齐桓公尊王攘夷,及秦之统一西戎,燕赵又同化了内地的狄,捍禦了边徼外的胡,这方面的问题纔暂告一段落。

民国廿三年七月上海新闻报载,在俄属中亚泰基斯坦,掘出周桓王时中国朝廷发给该地戌军的徼令。但中国史上并不记载,因为开边不算什么盛德之事。桓王之前即是有名的周穆王,穆王征犬戎,当时就有大臣谏.他西行巡狩一直到了阿母河,所流传的亦不是他的武功,而是他与西王母的唱酬之辞,李义山诗、瑶池阿母绮窗开 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千里 穆王何事不重来这是个比英雄与美人更好的故事,亦有男心女意,却高到不落爱情。人世有限而亦无限,遂对现前的光景爱惜不尽,烦恼起来不觉要歎气了。王羲之「念天地之无穷,感吾生之行休」,是因眼前有兰亭好风日。若果苦恼,则只有感觉天地亦穷蹙的。这里是人生的淹然百媚,有限与无限俱化,一天的日子亦迢迢如千年。说要长生久视不过是无话找话,并非印度人那种无常之感,更全异於西洋人的要求永生,却连不朽之念亦都超过了。这即是周穆王与西王母的故事之所以使后人兴感,又何论区区武功?

祭公谋父谏穆王伐犬戎,前此更有舜舞干羽於两阶而有苗来服,武力开边是中国向来不以为贵.自黄帝至殷周之际,华夏之地其实只是黄河中下游,此外即是蛮夷戎狄的宾服王服荒服,然而禹贡九州只觉其是一统天下,向来黄帝巡行无碍,舜亦南巡,至禹会诸侯於会稽,防风氏后至戮之,则竟是还能动员这些蛮夷戎狄。当时华夏的经济力军事力其实尚未能到达他们,可是他们亦来服,因为华夏对他们无要求,所要求的亦不过是要他们承认文明,朝聘非为统治,贡物非为经济,而皆惟以为礼,且对他们真有好意,自然蛮夷戎狄也都欢喜了。西洋古代有属地属国,而对於不能施以统治及榨取的邻国,即不知要是怎样的关系纔好,现代西洋纔在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关系外,尚有与对等国的正常外交关系,而中国则还有比这种外交关系更高级的王天下。

但蛮夷戎狄亦要作乱,那是因蛮夷戎狄亦有他们的好处,要求与汉文明生为一体,始得完全,而汉文明亦要有他们的那些好处,纔更丰富,且不致委屈他们。

而且文明是天下人的,并非汉族所私有的,但为成就文明,即舜是东夷之人亦可,文王是西夷之人亦可,乃至殷人满人入主华夏方可。而亦为成就文明,历次尊王攘夷,其轰轰烈烈又为西洋的防卫基督教世界与民主国际所不及。中国从来华夷的变动,皆是还有比民族之见更高的文明的成行。西洋有基督教亦还能超过民族问题,而中国则更有王化。王化是大化流行,各正性命,而基督教则其上帝即是个私意。基督教虽对民族无阻隔,但是根本对人有阻隔,它要万人皆对上帝负责,而教廷则又不过是个代理机关,它与民主制度的责任观念及代表性质,皆是没有人自身的美好。他们的人对自身亦不亲,又如何能与他人有亲,与他民族协和?

且亦不能有像中国的王者之师,无对无敌於天下。

蛮夷戎狄皆有一阵新鲜的风. 西周产业之盛,放马於华山之阳,牧牛於桃林之野,牛马之多即与西戎有关,其后秦之强亦有西戎的爽气在内。而华夏与蛮夷的渐渐结成一体,则还开了后来汉朝的天下,项羽楚人,刘邦亦出於早先是淮夷之地。

周朝成康之后即是昭王,昭王南征而不返,是汉人与楚民族之间长期风浪的开始。昭王之子穆王西征,徐方作乱,穆王乘八骏驰归,仅能救平。淮夷中徐方最大,有三苗以来的铜铁传统,又受汉文明的波流浸灌,故徐偃王好行仁义.徐与吴楚皆是汉夷混合民族,楚尚渔猎而兼有高度的工商业,吴亦一面断发文身以象鱼龙,一面却又刀剑之利甲於天下,其后吴越代衰,与徐方皆入於楚,楚之章华宫遂亦繁华如吴之姑苏台了。楚人感情极强烈,喜为长夜之饮,其工商业因其野蛮的背景而异样明媚,其兵至强,其文学亦至美,但不及汉文明的尚有在强与美之外的平正简静.中国人向来对异族有爱好,京戏里唱的「两军阵前遇代战,代战公主好威严」,以及双鸳公主追狄青,皆把番女说成很可佩服。中国人是天生有一种叛逆精神,民间戏里做出来,都同情妖怪,不同情正神,譬如对於白蛇娘娘与法海和尚。而亦因此,中国礼教之邦才能不是个笨重凝固的世界,却一草一木皆泼辣新鲜.礼是还要有人,红楼梦里的姊妹丫鬟都晓得大家礼教,然而袭人是一种人品,晴雯又是一种人品,林黛玉也像薛宝钗的知礼,但她兼有凤姐的尖辣,所以是绝代之人了。

春秋时的君子,看人从他的登降揖让断定吉凶,无有不验,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会微有振矜,君子说他的功业要黯淡,他就果然前程短了。读左传国语到这些,真叫人危惧,可是想要反抗。齐桓公为什么不能像曹操的率性自夸自讚说、「假使天下无孤,将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不是也很好?礼亦不过像乐器,要有空处可以让人出入游嬉,且不防翻出变调,若是都遮满了,又必定如此,那里要得?

早先成康之际虽好,到底还是土气太重,故继周公制礼之后,有穆王作甫刑。

甫刑与后来郑子产的铸刑书,秦商鞅的变法,皆有工商业的乾脆爽利。工商业原来亦有好德性,农人使人感知万物的生意,工业则使人感知器具的新意,新房子新几案新衣裳,及刀剑的新发於硎,皆比岁时草木的新意更触目。农业多靠天然,工业则全是人手做成的,更有私情的喜悦,此与商业的泼辣,皆只要不堕资本主义,便为一代照人的明艳才气。

孔子敬爱郑子产是个礼义之人,而不非难他的铸刑书。又佩服管仲,管仲佐齐桓公尊王攘夷,但他亦是讲盐铁之利的,子产与管仲皆法制处令明划。子贡在七十二弟子中不受命而货殖,孔子晚年却更欢喜他。孔子自己,晚年他亦不复梦见周公,死的前七天他和子贡说、「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於东阶,周人於西阶,殷人两楹之间,昨梦予坐奠两槛之间,予殆殷人也。」殷人是比周人更有工商业的英爽。孔子作春秋,其尊王大一统是继承周礼的,而尊子产,美管仲,则还开了后来秦汉的人事新条理。儒家每说礼不下庶人,但孔子晚年删诗就兼收桑中濮上之音,他是晓得礼乐亦在民间,而且礼乐在变,不过变起头时有些放荡失检罢了。

春秋时实有产业的新活泼,纔起得五霸。五霸齐桓公为首,齐有鱼盐铜铁纺织之利。秦则接收了西周旧地,渭水流域虽遭犬戎之乱,那产业基础仍然阔大,且有与西域通商为背景。而其与东方经济的往来则经过山西,故晋亦强盛。至於中原的商业通衢则为宋郑所分有,郑亦强过一时.郑是晋楚的通衢,宋则是齐楚的通衢,而且亦是齐晋之间的经济枢纽,又联络燕与中原的商务,故宋襄公亦成一霸。但是宋郑不能像雅典的商业发达即可出人头地,因井田经济不许出现资本的支配作用。全华夏的生产力要靠平面的推广来共同提高,齐楚秦晋皆有广大的地域可以铺开生产力,宋郑则不能,所以其功业亦不及。

楚是与汉文明尚未相习,到底亦难成大事。当年楚成王陈兵周郊,问鼎轻重,有似年轻野蛮的亚历山大骑马入雅典,可是华夏文明比希腊的东西另有一种威严,那曾经使商汤自觉惭愧,使周武王亦晚上睡不着的,现在根器浅薄的楚成王与之觌面相见,更不觉得慌张了。他出发的那天和他的夫人邓曼说、「我心里有些晃晃荡荡。」邓曼听了叹息,而这亦是一个楚民族的叹息之声。

齐桓公本来最有希望,可是他又太被周朝的礼教所压,晋文公亦如此,不敢稍有跌宕自喜,他们都是生在周室的诸侯之中。惟有秦,他有西周的遗产而可以不靠周朝,商秧变法之与周礼其实有一种微妙关系,其后荀卿订制度,即兼有礼意与法意,而汉朝更是显然结合了周礼与秦法,不过当初变法时不免带有苛性罢了。虽是秦法,但与巴比伦的法典或罗马法的精神到底不同,法亦可以即是礼的有理性明达,有现前人事与物的清洁的,所以秦能是周朝的翻新,连他的能动员诸侯亦不是靠周朝王室的名义.五霸中的后二霸,秦穆公楚庄王就皆出在尊王攘夷之外,当时是有个新的华夏已在黎明了。昨日之日,如日中天的周王室已成过去,连齐桓宋襄晋文之业,亦惟见斜阳满院泣蘼芜,今日之日,新华夏的核心,如一轮红日欲出未出。在这一刻,天边处处有红霞,江汉上空如赤虹夭矫,下面正是大楚,东南吴越亦有白虹冲天而起,黄河中下游齐晋之郊,亦城郭山川如锦如绣. 而及至那红日升起了,其清如水,这纔看见了方位,原来是在秦雍之地。

顾炎武论春秋至战国,人情风气景物截然相异,先儒又歎春秋亦已是衰世,其实春秋时已是一个新的华夏在震动,像一只小鸡要孵化出来,单是它在啄卵壳的声音就好听,而战国亦不过是继承春秋的。春秋战国本等是个泼辣的时代,百无禁忌,周幽王丧於褒姒,吴宫沼於西施,但并非那几个女子不祥。最不祥的要算夏姬,她夭子蛮,死陈侯,再嫁连尹襄老,连尹襄老亦战死,连楚庄王俘虏了她,见她美貌,亦不敢要她,可是申公巫臣娶了她出亡,却两人都很好,人是可以还比忧患更大,而且比不祥亦更大的。彼时的人,如老庄杨墨,韩非申不害,苏秦张仪白起之流,及四公子之任侠,燕赵的悲歌慷慨之士,他们皆是从周礼走了出来,开启后来汉魏六朝荡子的风气。

而且秦从商鞅开阡陌,连井田都废了。井田当然亦可以废.商鞅之法,弃灰者有刑,是当时已广泛的採用施肥,农业的生产力进步了,可以把再易及一易之田变为不易之地,而授田制遂被改动乃至废止。华夏原来就有两种田并存,一种井田,一种非井田,而井田渐渐与非井田混合,春秋时鲁国已税亩,秦朝的做法亦不过是更理直气壮罢了。

废礼教与井田,是像庾信赋里的、「开岁游春,俱除锦帔,并脱红纶.」而且中国人是处处有私情,故能不是个宗教的民族。民间旧式婚姻,女家发送来的东西,给公婆的是鞋子,姑嫂的是带子,小姑小叔的是荷包,给新郎的是冠服,而还有压箱钱则是新娘自己的,新娘随轿带来的喜乐,分给众宾,但另有怀里果子专为留给新郎,皆是私情之美。而礼运说天下为公,亦开头只是人各亲其亲,长其长,喜爱自己以喜爱世人。

战国时人跌宕自喜,非常调皮,却全异於西洋人的cynical,转更有天地清旷。周朝的东西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而战国时人则像贾宝玉的做小生日。贾宝玉生日,他从外头大场面的筵席上行礼如仪后散了,回怡红院与芳官袭人等做小生日,瞒过查夜林之孝家的,还悄悄的请了黛玉宝钗等来,猜枚行令饮酒,等黛玉等告辞去后,他们还闹到深更半夜,各人都把大衣服脱了,那芳官满口嚷热,身上只穿半旧葱绿桃红夹袄裤,又褪了冠儿,松了钏儿钗儿,只发际缀一行珍珠,灯下越发显得齿白唇红,面如满月。苏秦张仪他们亦像这样,觉得人乃更是自己的,他们无所不为,闹得玩得够了,横七竖八的睡下,及至醒来,外面天已大亮,是秦朝的天下了。

秦始皇并一海内,废封建为郡县,书同文,车同轨,把法度衡石丈尺都划一,又治天下驰道。於是始皇帝东游海上,封禅泰山梁父,海上白云悠悠,洪波如山,令人想起黄帝当年。秦始皇的诏书、「日月所照,莫不宾伏,分明人事,显白道理,皇帝临察四方,莫不如画。」果然是建起了新华夏,连春秋以来的诸子争鸣,像一地的碎玻璃与用剩的竹头木屑,也统统把来扫除了。

可是秦朝的东西大而不婉。秦法之严,到得无可商量,真是法重心骇,威尊命贱.始皇帝南巡衡山,浮山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因问湘君何神?博士答言尧之女舜之妻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树,赭其山,他那神气样子,娥皇女英要笑他的,她们的舜不像他。而越是威严,去人越远,便越是要遭鬼神戏弄,一忽儿是谁遗璧镐池君,说「明年祖龙死」,一忽儿又是何处出现了字迹,说「始皇死而地分」。相传始皇得驱山鞭铎,欲驱山填海为梁,地上群山皆奔走朝东,中途失去鞭铎,返而遂病,崩於沙丘,天下就大乱了。

秦朝的作风使人佩服,但是不喜,碰上那法,总是它有理。早先六国亦无道,人民遭到损害,但觉得自己是理直的,对方是妄人,你只要火烛小心,当心他的像水火不留情。秦朝可是连你做人的信念亦要经过他核准,而且人得从他的干部学习,以吏为师。李斯刻始皇的诏书於石,「因明白矣」,说如此便可以明白了,焉知太子扶苏与将军蒙恬就死得不明不白,连到牵只鹿到朝廷上来,也文武百官都认不得,赵高说是马,大家也都说是马,成了个大谎,这就是说的秦失其鹿。

秦朝极注重生产,在泰山在峄山刻石的始皇帝诏书都说要男耕女织。生产当然是大事,但人被註定只能如此,便连陈涉也不服了,他辍耕至陇上,忽有鸿鹄之志。还有刘邦与项羽,他们看始皇帝出巡,一个说、「嗟乎,大丈夫不当如是耶?」一个说、「彼可取而代也。」人原来不是只做个生产劳动者的,他们就起来亡了秦朝。

贾谊过秦论的结语、「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伍被亦说秦亡於筑长城,求神仙,攻百越,总是要有事,不能与天下无事相安,孔子说「仁者静」,不仁者是一刻亦不能静的。当年樊哙说得最明白、「秦为无道,刑人如恐不胜,杀人如恐不举.」秦朝便是法严,变得没有了人的存在,所以后来沛公入关,但约法三章,就人人都欢喜了。并非像马克思的革命定义,为求解脱生产力的桎梏,因秦朝行施新制度,生产力正有了划时代的发展。亦不是旧势力的反动,因谁亦不攻击秦朝的制度,连秦法后来亦为汉所继承,不过是去了它的苛性。同样的制度与法,所争只在还要有情意之美,遂天下并起亡秦,这在西洋是完全不能想像的。这里是有比阶段竞争更高的东西。

秦末是中国史上第一次民间起兵,却不是农民暴动,因为非井田经济亦从井田经济演绎而来,中国史上一直没有西洋那样的土地问题,农民亦不过是与天下人共举大义. 首发难的陈涉自立为王,同乡人来看他,说、「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一股农民的土气,所以他不能成事。

但这次民间的起兵,比后来几次另有一种农民的意义在内,那是秦始皇收集天下的铜兵器铸为金人十二,此后统一用铁兵器,而民间起兵时以农具改造的铁兵器遂声势如此浩大了。

这次起兵又还有楚人。楚民族时时会冲起狂飙,江淮间至魏晋时还有许旌扬真人斩蛟的故事,昔年那项羽便亦像那强横的蛟,这在西洋可以是极伟大的史诗,但汉民族则不喜他。项羽之败如飘风骤雨不终朝。他是不快乐的,诗经、「终风且暴,顾我则笑,谑浪笑傲,中心是悼。」女子有爱,那男人的强横无理都可以忍受,惟有他那终不快乐的样子却叫人心痛,到底只有离开他,华夏之人亦这样爱惜项羽,可是没有法子。

惟有刘邦成了大事。秦朝以私情起,而亡於不许天下人有私情,自古江山如美人,她只嫁与荡子,刘邦即是这样的荡子。他的人妙乐自在,无可无不可,秦朝丁是丁卯是卯的江山,碰着他就豁啷一声都坠地,给破了法了。

周礼变成秦法,汉朝则继承秦法而亦重修周礼,使礼意亦如法意,法意亦成礼意,遂礼法皆是新的了。汉乐府鸡鸣桑树巅:荡子欲何之 天下方太平刑法不可贷 柔协正乱名即比周朝秦朝的另是一番清平世界。汉朝的政治亦是兼有周秦的,郡县制与封建制并用,其川牧制且为后世节度使及总督制的由来,乃至国民政府时代的武汉粤桂冀察等政务委员会,中共政府的华东中南西南等军管委员会,亦是其演绎.汉朝的经济是井田虽废,但众业平等和谐的传统并不废,井田之时有贵族而无地主,井田废后有地主,但地主与贵族不相兼,且亦仍不发生商业资本主义,前此的既非奴隶社会,后来的亦非封建社会,故能产业皆新,而一直保持清洁。

汉朝的诗:江南可採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汉朝人世的城廓山川,田里庐舍,便好到像荷叶荷花,人则可以往来游戏。

孔子讚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汉朝人从这悠余活泼里出来行动的大力,此即是可以兴,两京赋里的山川草木城市闾阎有现世的美好,此即是可以观,而出得起荡子荡妇,天下世界鱼有鱼路,虾有虾路,此即是可以群。

井田经济的翻新

从先秦的井田到秦汉以来的非井田是一变,像「变调忽闻杨柳春,士林繁花照眼新」。

井田虽废,但仍不发生土地大兼并的风浪,虽然亦有兼并的说法,那是与西洋的兼并不同的,且西洋封建时代亦没有中国历朝政府的把兼并看作不该。中国是没有商业资本为祟,没有地主贵族,而且农业本身很健康。

秦汉以来贵族的封邑,仍像前此井田时代贵族的采地,只许收用赋税,并非私有其地,那赋税亦与国课同率,并不重的,民间总之只须出一份,缴了贵族的即不必再缴国家的。而地主则称员外,在朝廷的官员之外,当然没有政治身份,此即地主贵族的名词在中国史上不成立。虽有豪绅恶霸,亦个人的行动没有阶级为护法。西洋封建时代不曾听说有豪绅恶霸,更没有农民控告地主的案件,因为他们的地主贵族对农民怎样虐待亦都是合法的。所以包龙图只是中国纔有。中国土财主而且常会遭人欺侮,西洋何曾有这种事?中国历朝的规矩,不许士大夫与民争利,若有强夺民田,便宰相亦犯法,要革职没籍的。

土地兼并又必是商业资本为祟,中国却井田虽废,仍保持众产业平等和谐生发的传统,如宋时临安城日宰千猪万羊,即连畜牧业亦有如此繁盛,各业皆健康,故农业亦健康,而商业亦变得驯良了。

战国时魏李悝有一家百亩的收支数字,其生产力已非中世纪欧洲所及,秦汉以来更普遍施肥,又有新种的发明与输入,例如苜蓿及棉花的种植,而且农具与牛马之多为其他民族所不及,加以农业与手工业仍然生在一起。生产力高即免於经常的贫乏,农作的种类多及与手工业生在一起,即能抵挡荒歉,可以弥补,不至於出卖土地。

中国历朝皆讲究灌溉工程,且州县皆设常平仓,民间亦有义仓及茔田,专为防荒歉及救贫乏。茔田是民间每分遗产,总留约三分之一的田产值祭祀,几代的茔田若干年一轮值,便贫家娶妇嫁女的钱亦有了,平时的亏空也弥补了。而常平仓及义仓,则更是有计划的以三年的丰收备一年的荒歉,朝廷且以天下的财力,移长补短,来账济一地。凡此皆是西洋封建时代所没有的,亦比现代银行贷放政策还要意思好。中国史上的大荒歉,是朝廷把理路都来乱了,产业全面起摇动,如明末那一次,农民弃地流亡,地主亦都把地契挂在路边树上不要了,连城市工商业亦慌张散失,那里还有人利用荒歉来集中土地?这是旧朝要没,新朝要开,天下的气运何尝在土地问题.法国大革命后,自耕农至今保持优势,即因农业的生产力提高了,不像前此的经常贫乏要出卖土地。而且生产力强大则地租低,他们的资产阶级方可以租地经营农场赚钱,所以现代西洋虽土地私有而已解决了土地问题.中国可是从来亦不发生过土地问题,连佃农亦可以是小康之家。中国竟是根本没有地租。西洋早先巴比仑的地租,单对穀物的产量有高到9/10的,而对农作物的总产量则高到1/3 、1/2 、3/4 、4/5不等,中世纪欧洲农奴制的地租更连没有个限制,现代他们虽然地租低,亦到底还有地租。中国则二千多来年佃农向地主缴纳的,一直只是相当於地价的1.2/10,就南方来说,是租穀仅佔稻作产量的3/5 、2/5 、或1/2,其他如豆麦棉花蔬类的收穫全归佃农所有,除去田赋,地主的收入只等於一分利。民国以来我家乡嵊县上虞一带租田与梢田并行,租是缴穀子,佃户与地主四六对分,梢地是值百元一亩的田缴十二元或十元,这明明只是地价的利息。至如李嘉图与马克思的地租论所说,还有在利息以外,由於土地的垄断权利而得的叫地租,中国可是没有的。而及至二五减租之后,则地主更连地价的一分利亦没有了。中国的地主也本来无法垄断土地,如江浙有大买小买,土地竟为佃户与地主所共有,地主不能更换佃户,除非佃户不缴租或地主自己收回来种.且百元一亩的地价,你要买时,从地主只可买得田底四十元,田面六十元则要向佃户买,若只买得田底,佃户便只照四十元的地价缴租,而你即使连田面也买了,可是佃户种过了多少年,这田面便又成了是他的,你简直没有法子。

此外中国民间分遗产,不像西洋的可以专凭立遗嘱人的意旨:亦不像战前日本的只归长子长孙继承,却是必要兄弟之间平分,长子长孙虽多有一份,但不过是一点意思,乃至姊妹虽不分产,可是必定竭力办嫁粧,那所费亦与分产相差无几,此外还要留起茔田,虽是怎样的地主,经过一分再分亦都变成中小农了。西洋及战前日本的遗产制度是对产业负责,而中国则对人远比对产业看重。中国人亦羨门弟,亦爱产业,可是仍有人的洒脱,如说「王侯将相本无种」,如说「穷的那有穷到底,富的那有富到头」,毕竟气慨不凡。

中国而且利息低,没有地租而只付低利息,所以地主与商人更不能肆虐。周礼郑康成註、民从官贷钱,利息最轻者年仅五厘。又註、王莽时贷以治产者,但计所赢取息,无过岁什一。史记里吴楚反时,贵家子从军,向商人贷钱息十倍,即对本对利,这要算最重,后来想是依照汉高祖微时欠酒家钱的办法,索性都不还了。宋朝王安石行青苗法,年息四分,苏轼兄弟反对,说民间利重者亦不过二分,随亦减为二分。这长年二分以后就一直定为最高额,民间借贷与典当都不得超过,称为官利,是官家规定的,典当的夥计称朝奉,即是奉行皇帝的圣旨取息,而许多是还不到一分半。红楼梦里贾芸借得醉金刚倪二的银子,自动说愿出重利,亦不过二分。也有豪霸放重利,那是犯法,严嵩及红楼梦里宁国府的被抄家,犯条之一即是重利盘剥,连金瓶梅里的西门庆亦几乎为此吃官司。西洋人则过去那样痛恶犹太人,可是从来亦不说重利盘剥的犯法。他们是要到产业革命之后纔有低利息,中国可是不必经过革命,还比革命得来的更好。

民国以来农村因丝茶衰落,又被洋布侵入,纔经济破败而发生高利贷,多是长年二分,但道德与法律皆不给它保障,结果还是倒帐的多。高利贷会助成土地兼并,但民国以来事实上远比清末更土地分散,可见亦不像革命者所夸张的真有那样高利贷的浪潮。

明清人的笔记里常有这样的县令,一个是富室来控诉民户欠债不还,县令怒道、朝廷的命官岂是给你做总管,帮你讨债的?不受理。又一个盐商解来挑私盐的农民,县令问同伴有几个?那农民答八人。县令道、别人都跑了你独被捉,乃是你有病,有病尚挑私盐,可见是个不自爱的人!其人说没有病。没有病必是能跑,你试跑给本官看。其人在公堂上跑了几步,县令说再跑!其人跑至门边又回顾,县令说、「跑呀跑呀!」其人遂疾奔出公堂而去。那盐商请示,县令怒道、你要赚钱,难道不许别人吃饭!这真是使地主与商人一点法子亦没有。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原来是非常完备严密的,但总留有空隙余地,所以不伤人,不伤物。

西洋产业革命后,是以火与剑生生割断农民的土地脐带,例如英国毛织物商人劫掠农民的土地都用来牧羊,造成羊吃人的惨剧,然后这班农民纔去到城市里做了无产阶级的工人队伍或产业预备军。中国则没有农民被土地缚住的事,西洋会被土地缚住,那是农奴之故。西洋的农民一离开土地就从此回不去了,而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则随时可以回去乡下。中国亦没有西洋那样城市人口过剩与农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早先井田时代农与百工商贾生在一起,井田废后的城市亦仍是丘甸县都的十里有庐,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的扩大,虽去田郊渐远,但并非离农业而去了。而农民去到都市,亦多是带有本钱,货色与技艺,因为中国众业生在一起,农民原非单纯的耕田夫,要改业为工商很方便,在乡下是中小自耕农,到城市里便是中小工商业者,并非去做无产阶级。连城市的僱佣劳动者,亦像佃农僱农,都还有他们自己的东西。而地主则大抵同时皆在城市开铺子作场,西洋史上地主转变为资产阶级,如所谓「普鲁士式的道路」,是桩不容易的事,而中国地主则可以参加城市工商业如此顺当,而无须资产阶级化。克鲁泡特金的「田园手工场」,梦想把工厂与人口疏散到田野里,中国则城市与乡村本来生在一起,乡村像荷叶,城市像荷花。

中世纪欧洲有基尔特,例如汉撒同盟,是客籍商人对当地政权的集团自卫,并在同业之间限制竞争。中国亦有行会制度,却不是为对政府自卫,而且不必忧心竞争。中国是市场大。马可波罗记临安户籍有一百六十万家,即或是一百六十万人之误,但那是宋元之际,而同代西洋的大城威尼斯却则有五万人,过去罗马帝国全盛时罗马城亦只三十万人,且罗马与威尼斯都是孤立的,中国则临安这样名城迢递相望,此即是国内市场大。还有通西域及南方海上的贸易,皆沿途兴起新产业,此则是连国外市场亦化为国内的了。市场大即不必竞争,故讲「和气生财」,不像西洋的歌颂海盗. 市场大,生意好,即可以利息轻.古代及中世纪欧洲的利息高到没有标准,是因他们的商业靠冒险去欺诈与抢劫,利润率是天方夜谭里的,商人借钱利息重亦可,赚得来不在乎此,赚不来连本钱丢光,拼一磅肉让债主从他身上割去还债。西洋要到产业革命后纔有薄利多卖主义,但中国的买卖则向来正常,商业是「逐什一之利」,或其利倍蓰,亦不过什二之利,这平均利润不但压低了利息,而且保证了工商业现货周转的平稳,不受金融资本的支配。

中国史上票庄规模之大,还过於威尼斯银行,连英格兰银行亦只在它与东印度公司结成关系之后纔比得上。十三世纪的威尼斯银行是从高利贷出生,十六世纪的英格兰银行是工商业的司令部,而中国的票庄则为盐茶丝及皮货瓷器各业的同行所开设,且一直保持为同行的利益,所以工商业这样繁盛,票庄这样发达,可是货币终不跋扈,唐时「一曲红绡不知数」,宋时「一曲新歌百匹绫」,久久实物与货币并用,此即是有金融而不发生金融资本主义.西洋经济一靠对外掠夺,二靠国家财政。中国则外国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并不为打经济的主意,虽如汉武帝问大宛要马,唐明皇问交趾要象,亦并非拿它来裨补财政,虽战胜外国,亦从来没有订立要他岁输财物若干的条约,只有突厥辽金元对中国曾经如此,但是中国到底平了他们。对内是朝廷握有盐铁及漕粮,但不以之转化为国家资本,乃至从事大规模的建筑与灌溉工程,亦不是为了消化过剩资本或过剩劳动力。中国从来不靠朝廷的消费来繁荣市场。中国的官吏与军队在比例上是世界上最份量小的,井田虽废,州闾乡党的组织实际仍在,民间凡事自己会得处理,朝廷的官吏就人数少了,而军队是因中国没有西洋那种封建领主与商人基尔特作梗,早已施行徵兵制,所以常备兵可以很少。

西洋经济的现代化是靠日常生活用品的全面商品化,而以英国兰开夏的纺织业为开始。前此欧洲人是世界上衣着最缺乏的民族,他们不曾养蚕,亦不晓得种棉花。及至兰开夏的纺织业开始,先是毛织,后又是棉织,遂把大众的衣着都包办下来,又因向印度埃及採购棉花,同澳洲採购羊毛,而世界市场乃扩大,不再被限制於前此珍宝香料及高贵的织物这几种商品,且其后又由衣着推广到其他日常用品的全面商品化。中国则从诗经里「民之蚩蚩,抱布贸丝」,早已有这样的买卖,而且泉布的布还被作为货币,汉唐以来,天子赐群臣仍是绢若干匹,锦若干端,民间亦以棉织物丝织物纳税,衣着如此丰富,而且遍於市场,其他日用品亦如此,却不觉其商品化,一面仍是男耕女织,看起来像家庭自给经济,而那繁华的市场,则有它当然好,没有亦不会万民的生计一时都断绝,此即自给经济与商品化经济的配合仍是井田的传统,其实连自给经济与商品化经济那样的名词,用在中国亦根本是不适宜的。

井田废后最怕私有财产会像洪水泛滥,但事实是井田时公有亦如私有,井田废后私有亦如公有。中国人是种花在庭院里亦喜欢它开出墙外,给行路之人也看看,而且像西湖的私人别墅也都开放给游人,连新娘的嫁奁亦沿途抬过让人看。

中国人是房子的建筑也疏朗轩畅,让天光云影可以进来徘徊,而且喜欢楼居,开向日月山河。庾信的山铭、「树里闻歌,枝中见舞,恰对粧台,轩窗并开,遥看已识,试唤便来。」有这样洒落的胸襟,与外界连没有一点阻隔,这就不是个斤斤计较私有财产权的人了。中国是朋友有通财之义,连商人亦凭片面的记帐可以取信,不必签字为凭.中国人是对於物有正常的爱惜,但不把物看成严重,而且人早已高过了生存竞争的阶级。美国电影魂断蓝桥的女主角,因送爱人从军上火车,偷出去了一回儿,并没有耽误排演,就被从剧院开除。剧院的经理是个老妇人,一班歌舞女子受她虐待连没有人觉得不应该,因为她的严厉统统合理,因为生活的真理是这样残酷的。那女主角失业后受生活压迫,沦为妓女,战后她的爱人回来,她在火车站揽生意,回避不及,接着了,仍是当年的笑,当年的爱呀,趁他尚未知情,再得半日也好,再得一刻儿也好,然后她封还了他的订婚指环,自杀了。若是中国人,那女的心仍旧理直气壮,那男的亦必照常敬重她,还更爱惜她,可是美国人不能够,并非因她失了贞操,而是因她在生活上失败了,生存竞争倒下来的人是不可被原谅的。

中国人也讲勤勉,尚书里有「无逸篇」。西洋古时地主贵族可没有说勤劳是道德的。吴季札与孟子皆重夏禹的勤劳,历朝天子亦五更天气必上朝,连后妃亦不敢贪眠失时,这都是西洋所没有的。乃至民间现在爱挂的朱柏庐治家格言,亦开头即是「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不但为治事,亦为保持人的清新,不坠於惰意暮气。又说四民各勤其业,皆不因生存竞争的压迫感,而是说的「勤有余闲」。

中国是民国以来纔有失业这样的新名词,但亦总不觉得严重。一个人失业一年半载,众亲友帮助帮助,也就渡过难关了。

民间又有摇会,有事有难则纠集亲友出资借给一个人,并无利息的,此后每年抽籤轮还,余人续续补足,抽籤中者可得一笔总数,各人皆是化零为整,不过次序有先后,这亦是救度了失业.金融这样活泼的在於民间,还比社会组织化的或国家银行化的金融机能更来得意思好。且又中国现代城市的工人亦仍不是无产阶级,乡下他总还有东西,至少亦有茔田。财产在民间这样活泼,亦只是因为人对财产的态度大方。对财产能态度大方,故汉唐乐府写富贵人家有富贵人家的繁华,明清小说写中产之家有中产之家的热闹兴旺,连小家小户亦有世界的安定清贞。又虽贫如颜回原宪,亦「原生纳决履,清歌畅商音」。是从这样的民间,故出来得汉魏六朝的荡子,而苏轼为官极勤农政工政,他自己却常会衣食狼狈,靠马生帮忙,兄弟资助,也不算为依赖。

中国人亦且不惯做薪水阶级,商店的夥计总利用公家的便利,同时带做自己的生意,主人并不计较.而亦不因此腐蚀崩溃,向来工商业欣欣向荣时都是这样的作风,若至於腐蚀崩溃,那是少数不识大体的人所为。连官吏亦不专靠俸给.清朝极盛期,袁子才为江宁县令,罢官后就起造得随园,当然不是靠俸给,但他仍是好官,并不伤民,而民间亦不小气,觉得只要是好官,给他享富贵荣华亦是应当的。又以前白居易算得廉洁,亦有家僮十余人,厩马三四匹,中国是民间过节送礼都讲丰厚,并非官场就算是贿赂.汉唐朝廷有道之时亦皆如此,而或至於贪污的程度,则是衰世之故。这种作风仍像井田时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四月里杜鹃啼遍千山,外面堂堂世界都是初夏,惟有阶沿的寸寸阳光与簷前新竹,特别照映得在堂前做针线的少妇如在水里画里.这时大门口走进一人,那少妇睄见了满心欢喜,和女伴说得一声「啊,他回来了」,就把针插在胸前围身布襴上,一只手执着未做好的鞋面,起身迎接她那纔从学校放假回来的丈夫,在无限的世界与无限的世人里见着了这个是她的亲人。我无端在这里写下这一段,是为纪念我的亡妻,却觉得这种私情之美,亦通於汉文明的产业.可是中国这样好,为何不发明机器?那是因为不需要。中国史上的天下承平富庶,家给人足,夜不闭户,盗不拾遗,衣食器皿宫室很富饶,更何必急急忙忙发明机器?中国历朝有广大层的中产人家的饶足,见之於灯市,划龙船,及其他良辰吉日的排场,此皆为西洋所无.既然饶足,即应讲究产业性情之正,而且要有衣食器皿宫室之美,此即是教之以礼,使人世的无限亦遍在於产业.西洋是过去青铜器时代即已埃及巴比仑走在中国前头,但没有到达像殷周的高度就萎缩了。随起的铁器时代亦是罗马抢先,但没有到达像汉朝的高度就萎缩了。其后北欧蛮族又向罗马从头学起,则不过一千年左右,时间不及中国史的四分之一,成绩更不能相比。当英国兰开夏的纺织业开始用机器时,全欧洲的总生产量尚不及同时代中国的五分之一乃至八分之一,可是他们的手工业已走到尽头了。他们是这样急遽的跳入了机器时代。现代距离蒸汽器的第一次出现还不到二百年,他们又走尽了头,非原子能不能打开窘境了。

《山河岁月》++

安特生推测两个时期的出入皆是三百年,宁是依照顺序更多於依照地层。今时世界上一般考古学者依据地层推测年代,几千年的出入亦常有,但是「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莫说几千年的出入,单是三百年之差亦可以一是汉末,一是初唐,或一是晚唐,一是北宋,人世上不知发生了多少大事,即此可见地下考古学的粗陋。良史原可以是自证的,若必待殷墟遗物来徵信殷本记,假使黄河改道,把殷墟连地底亦沖走了呢?数学若亦如此待证,如何还能演算天体?可是今时史学家纷纷的翻案与批判,皆不能就已知求未知,反因其未知并其已知而失之。

连对於那样可靠的中国古籍,我们亦非必要根据它,因为历史亦是生在现前,观今可以通古。而一器一皿的事迹,则我们还要也有那样的情意,若只会把史料整理,把古物分类,那不过是技术,像刘姥姥见了自鸣钟只知其会走会敲,有字有面而已,怡红院里的光阴她还是不晓得的。今之史学连眼前的中华民国亦不知,而说是资本社会,封建或半封建社会,他又如何能晓得「先秦史」?

如今他们只用一派科学方法,用石器铜器等来划定时代,用渔猎农牧手工业或什么业来划定社会,用古代奴隶社会、农奴制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来制定历史的规律,要中国史亦依照西洋史。但中国史与西洋史虽亦有看来像是相同的地方,殊不知解剖人体与猿体马体,亦是大同小异,相异只在脑这一点,而注意到这一点的相异竟有这样的重要,倒是靠的先已知道了人是人而马与猿则不过是马与猿。今之史学家却因对中国无知,单来与西洋比并形式,以致文明与无明的一点极小而极关重要的相异之处,被归纳法的四舍五入舍去了。

至於落后蛮族,那是发育阻碍了,我们的童年时不像他们。

许多方法皆只在历史外面鼓噪呐喊,而不知治史是要自己亦能生在历史里.孔子少时微贱,多能鄙事,与司马迁的多爱不忍,皆是能有世情的热闹,人如打天下,小如街头巷尾的喜怒哀乐,他皆能与他们生在一起,情遍慧遍,所以能是良史。即如西洋人,他们亦知不能单凭物证来治史,却先是用旧约的创世纪,后又用辩证法,以神意与哲学来补成史学.但耶和华或世界理性皆是客观的存在,客观的存在必是不可知的或知之不能尽的,故不断要靠新发明。中国则有我们自己的史学,治史可以好到即是历史自身的开物成物,是历史自身的「以观於天下」。

此即中国史学除了技术还有道。

但亦要有好的历史纔能有好的史学.西洋人对他们自己百年前的东西已觉其古,把古代与中古,近代与现代分得很开,是因他们的历史经不得劫就毁灭,一路否定下来的,故有这种隔世之感。在西洋惟数学不被否定,但於他们的史学仍无益,因为数学不能代替人事。中国人却能觉得汉唐乃至三代亦分明如同今天早晨的事,中国史学之不迷失,乃因汉人的历史自身从来不曾迷失过.历史上的远事,西洋人把来歪曲成神话,中国人则有朴素平实的传说,如盘古用斧开闢天地,与有巢氏隧人氏的传说,以及玉兵铜兵铁兵的记载,皆不俟证据而成立。中国传说里还有混沌末开时,地在天宇中如蛋黄在蛋清里,及天皇地皇人皇的顺序,天皇氏最长,二十万年以上,地皇二十万年以下,人皇四、五万年,连这些亦皆有个缘故,比耶和华在七天里造天地万物的神话好。

中国的这种传说向来是流传在民间,很晚纔被缙绅先生们所採录,并不是很晚纔被捏造出来。即如今日,民间百作工匠有尊卑,木匠比裁缝是长辈,而铁匠又比木匠尊,石匠最尊,乡下人家若请一班匠人做生活,吃饭时石匠坐上位,余人毫无二话。石匠之尊,正是人类最初用石器的记忆。中国所以会出吴季札、孔子、司马迁等良史,即因他们是生在这个有史德史识天才的中国民间. 中国真如章实斋说的六经皆史,而亦皆是诗,最好的史「国风」本来是民间的风谣、吴季札即以之观史。

治史是要有史德纔亦能有史识的。西洋人对他们自身都阻隔,对别人当然更没有亲情,又如何能知史?他们入境先问神,再则是看看有那些商品,他们根本没有看见人,是故巴比仑与埃及这样接近,记载对方的文献却只有通商条约的那块石刻。希伯来人在巴比仑埃及皆长期住居过,而旧约里对这两个异邦的知识竟非常贫乏,还有对於经常与他们冲突的尼尼微人及以拦人亦如此,而新约里对於罗马帝国的记载亦没有更多一点.希腊人是对於同在爱琴海的诸城邦,除了金羊毛、神,以及战争抢劫之外一无所知,所以只能有神话与史诗了。雅典的一个史学家旅行巴比伦,惟惊羨於那里的一粒穀种可结二百粒。

此外从罗马帝国留下的史籍里,只可晓得罗马本土,关於其属地的情形,则记载的只是属地而无情形。直至十一二世纪,欧洲人对东方的地理还那样无知,以致几次十字军沿途糟塌生命。其后西班牙人到美洲,眼睛里只见象牙与奴隶掠卖,把来放火杀戮得精光,弄到后人无法研究印伽文化。西班牙时代西洋人所知的世界地图都是黑影,像希腊时代的地中海,荒昧里有傲慢与恐惧。便是问现在的英国人,他们统治了印度二百年,亦对於印度仍只有早先东印度公司的那种知识,不过是调查统计得更详密罢了。

日本人为在这一点上学西洋,其所谓支那通对於中国的山脉河流、政治军事经济、以及人情风俗,比中国人自己还更调查得清楚,彼时日本帝国的外务省与大本营根据这些知识来决定对中国的政略战略,反为打仗打到后来,越发感觉对中国人知之不尽. 两次世界大战,凡是交战国皆对敌我的生产力有情报,结果却是胜利者与失败者各自茫然。

单用科学方法,要懂得眼前的世界尚且这样难,弄点破铜烂铁又如何能知古人?任何方法与物证皆是要被历史所说明,更多於它的能说明历史。历史是如同乐曲、书籍与出土物怎样完整亦不过是谱. 谱并不即是乐,却还要你按谱能弹。

吴季札观乐,把几个朝代几个国家各只说得几句,却已见其大,乃因他这人能生於三世十方。司马迁亦并没有见过乌龟壳上刻的字,他的殷本纪却能写得这样真,是因为中国历史自有大信,是因为他能懂得,是因为他的人好。中国史学这样正确而完全,是因中国人说历史能像历史自己在说话,不是以鸟鸣春,而是春禽鸣,倒并非古籍保存得多即是完全。

且又知己则能知人,故记异域亦是中国人记得最好。中国最早记异域的书有山海经与穆天子传。山海经里记边徼四夷蛮族,能把神话的东西亦写成传记的朴素,没有怪力乱神的威吓,好到像是图案。穆天子传里记周穆王沿途经过异族的部落,及山川道里,今时学者亲去踏勘过亦说没有错.二十四史从史记起,记匈奴西域西南夷与日本朝鲜等,竟是世界史的正本,而那些异域的古时情形倒反或多或少还靠中国而传。还有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不但明确记载山川道路、物产、政教与风俗人情,并且真能写出彼时印度及大西域的文明,比起义大利人马可波罗的但以商人眼光来估了估中国的金银财宝,真要伟大到不知多少。

中国人是「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对蛮貊亦没有阻隔,所以能把异域的东西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有这样好。中国人与异域的亲情,乃是孟子说的仁者无敌无对於天下。就是对於现代西洋,中国人亦远比西洋人自己懂得更多,生物史要达尔文来为,易洛魁人要摩尔甘来为,西洋史亦要中国人来为。

又如以关於舜的历史为例,孟子最喜欢说舜的故事,苏赋亦有诗单道舜南巡卒於苍梧之野,娥皇女英二妃在潇湘水上望之不返,洒泪成斑竹之事、苍梧山高湘水深 中原北望度千岑帝子南游飘不返 惟有苍苍枫桂林枫叶萧萧桂叶碧 万里远来超莫及乘龙上天去无踪 草木无情空寄泣这样一个用心如日月,能够「有天下而不与焉」的人,却又是个想起早死的母亲会哭泣,会受弟弟欺侮,而且可以被妻子照顾取笑与爱惜的男孩,但凡与他有关的东西,连草木都成了清香贞洁。

他能够没有一点神性,而只是他的人好。这里孟子与苏轼所说的,或只凭理想,可算得信史吗?是信史。

譬如卢骚想要民约论,而说历史的开始即是民约,马克思爱阶级斗争,而说历史从来都是阶级斗争史,虽杂理想,亦确与他们的历史相符。大凡理想,皆必有其民族的记忆为根据与限制,对过去对将来都一样,西洋人知有原始的及将来的非阶级社会,亦当它只是像他们现在这种对立关系的社会,惟去了阶级,外加生产力的大小不同而已。所以妄人的梦话与聪明人的法言,一般皆有个缘故。而孟子与苏轼所说的舜,则在中国文明里实实在在是有的。

也有别的记载,如李白诗里「或言尧幽囚,舜野死」,那只是他感於唐明皇的事而假托寓言,唐明皇晚年被肃宗幽囚,稗史且说他被李辅国遣贼刺死。且即使如竹书纪年所云太甲杀伊尹,亦仍无伤於中国历史的大信。历史的流传是流传好的东西,而中国的言语与文字亦皆是为说好,不是为说坏,这并非禁忌,却是言语文字的清真吉祥,乃至说的疾病死亡,亦要像亲人或医生的没有不洁之感。

但亦有像鲁迅等人,他们说中国东西不好,那是如同年青人的总以为自己的相貌生得不好,又如一个女孩子在打扮时对她自己生气,乃至她生气到家里人的身上,这也是可以的。年青人要西洋东西,又像小孩子的看见别人有,马上他亦要,这也可爱。鲁迅到底是可爱敬的,只是不可以为师,他的无禁忌即是中国文明的。他对中国东西颇有一笔抹杀的地方,但红粉是为佳人,受她委屈亦心甘情愿,宁可不要别人来安慰。即如我这书,亦不要我所不喜的国粹派的同意。

中国史学前人已有那么好的成就,但我们还可以有新史学,中国东西便是可以「三叠阳关,唱彻千千遍」,仍然一回相见一回新,像天天上街买小菜,不必时时变花样亦可以餐餐是新鲜.新史学并不在於发明,去发明历史,那历史即成了有永远发明不尽的阴暗部份,且连那发明的部份亦到底不能算数。新史学是写古时的事亦只如为的现在,写的自己,因为人是生於一个时代而同时亦生於许多个时代。吴季札观乐,我们不但从他的话里晓得了诸国的前朝后代事,而且更看见了吴季札本人。

小时我和四哥梦生上山採茶,他讲给我听瓦冈寨秦琼、单雄信、程咬金、王伯当等众好汉,只觉山风日色,山下平畴远畈,村落午鸡,瓦冈寨即生在这天下世界,而面前则是四哥,是採茶的兄弟二人。如今我来为历史,也但愿能像这样的有人有风景。

良史是要能通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与一代江山有知音。王者能对一代人是知音,而良史亦能闻弦歌而知雅意,故史官之位,古时比於三公,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是太史公。这样的良史至今亦尚在中国民间,旧戏里演正史演稗史皆有中国文明的真实,此即是成为良史的基本条件。而一喜万人喜,一悲万人悲,剧中人与观众可以是这样的知音,一代人的好恶感怀,有性之所同然,情之所同然,理之所同然,此则更是天下大一统之所在。孔子作春秋以明大一统,并非专为对彼时的政局,却凡是良史皆必如此的。

是故良史又忘其为史,如鱼之相忘於江湖,欧氏几何学两千年来演算了又演算,只觉它是今天的,很少想到它的历史性,中国的史实亦可以看之不足,观之有余,故可以写了又写,几乎不当它是历史,而好比是诗。诗是在诗经里原已写着有了,唐诗宋诗亦仍是这传统,但可以代代是新诗,史学亦如此:总是圣朝天子事 昭阳宫里又何人可以代代翻新,但不是翻案。

一年夏天我在温州听夏瞿禅讲诗,他说溜冰是夏天学会的,游泳是冬天学会的,诗亦从不是诗处学. 这话宽了我的心,因为我正像宋江,每每是从无字天书里学来兵法,史学大事,我亦只听听中国的民歌及从闲书里偶有会意,便自欣然。

小调无锡景开头、「小小无锡景呀,唱拨拉诸公听」,我亦不过是这样唱唱中国的世景给大家听听。要说正经,唱曲亦该是神圣的艺术,史学或者更是严肃的科学,可是红楼梦里芳官对薛姨妈说的谦辞、「你老人家还有那等好戏不曾听过来,我们唱的可深意是没有的,无非听个喉咙,豁脱口齿罢了。」我想这倒并非谦辞,虽史学的严肃程度亦只能到此为止。

若是我有沾沾自喜,那亦只像民歌里的答难,那女子难男、「何人造的洛阳桥?那镇出的细花碗?」如此一连串的拷问,那男子则答唱、「蔡状元造的洛阳桥,景德镇出的细花碗。」亦如此的一连串来答了,那股得意样儿,全是中国乡下农民及大都市里小市民的,他对於一份小小的知识有这样珍贵,在人前不禁要自夸自讚的称起能来。红楼梦里亦有贾宝玉卖弄知识,他见有人当正经听他,越发胡诌连篇,每每挨了林黛玉或薛宝钗的尖言冷语,讪讪的不好意思起来,却见有人笑他,他亦附和了笑,因为他知道人家是欢喜他的。这使我想起孔子的「后世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民间日常与好人说话,每每可以还未曾听明白,甚至不等对方说出口来,而心里老早先已同意了的,此亦即是男女老少自己与别人之所以能同生在一个时代里,好像大家都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辰生的。我想我在这书里所写的,或许亦有可在论辩之外,治史须不是为问题.问题是要解决的,但亦有永远不能解决,而且无须解决的,如柳宗元诗、「秋风潇湘无限意,欲採苹花不自由。」是有限与无限同在。治史或治事,皆不可单是事务员的见识.中国最古的传奇有玉女投壶,玉女与东王公在高天原投壶,矢如流电,每投中锵然,则天为之笑,我这书亦许有说中的地方,如那玉女的投壶而中。这故事李白很喜爱,而他的诗句亦每有使天亦为之笑。但这稍嫌有点下视尘寰。而阮籍苏轼则更爱汉皋解珮的故事、郑交甫游汉水,见二女悦之,下车请其珮,女解明珠以与交甫,交甫受而怀之,行数十步,视怀中空无珠,二女忽不见。这「解珮暂酬交甫意」,可是很有对世人的一番情意。还有交甫与二女的酬答之辞简直一点事故亦没有,只是春日江边他和她们说过话了。我与世人亦是这样的无事,而人们亦从我无所获得。

汉文明的叶嫩花初

却说黄种人迁入黄河流域,分先后几起,走在先头的一起是三苗。迁徙时总是游牧带头,他们只贪写意,只顾往前走,却把农业掉了队,又把商业与手工业的离群活动加强了。他们一走是到黄河下游海边,见贝便用,得铁便铸,而铜则是早已晓得用的。但他们没有像埃及巴比伦的自由都市僧侣政治,因其商业及手工业多只是和游牧的关系,不靠在土地私佔上,土地私佔要有农业的相当基础,三苗的农业基础还不够。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个个铜头铁额,只是部落。

而掉在后面的及新来的队伍,则是传说里伏义氏神农氏这一支,他们到得黄河中下游,被前头的三苗阻住了,只好稍为停下来多做畜牧与耕稼,而且利用三苗的进步纺绩及炼钢冶铁术来结新的网罟,制新的耒耜。这一来,他们产业的配合倒远比三苗的好,而且有了都市。中国的这最古都市与埃及巴比伦的不同,并非商业资本的据点,而是在农业地面上自然形成的核心。彼时游牧与渔猎是受了前面三苗的约制,而单为畜牧与耕稼用的地面则有的是,如此游牧与耕稼的发展乃渐成平衡,且连游牧亦多变成畜牧,又因不发生土地霸佔,农牧及手工业商业皆一体不分,这里就已出现了后世井田的雏型。

伏牺都陈,在今河南,神农都曲阜,在今山东,他们长期与三苗相处倒也相安。三苗的游行经济与伏牺神农这边的定居经济有个自然配合,三苗的手工业与商业,好像蝴蝶的可以飞来这边的经济园地上停停又飞去,又具游牧在大平原里仍可游行无碍,而若是要找有人烟的去处,亦随处可以就近找到汉族的田宅男女。

但这两边的经济相配,应是可以作成一体的,所以三苗要来统一这边了,这就是「蚩尤作乱」,而汉族这边的炎帝亦要「侵凌诸侯」。彼时汉族是要对内统一诸侯,对外统一三苗,但这是后来由黄帝纔做到。

黄帝这一支汉人是最后迁来的,看见前面已经有人,就到如今的山西地方停下来,国於有熊,再向河北发展,而邑涿鹿。他们亦和伏牺氏神农氏一样前面要上去被阻止,把众产业来看齐了,可是比伏牺氏神农氏更有阔大的游牧,因为此地距离黄河北岸很远,为三苗他们所忽略,黄帝的一支人不但有足够的农地,且有足够的游牧地,而如此乃作成了更广大的众业相配合。

凡产业各有它的德性,农业使人平实,工业使人聪明,商业使人活泼,渔猎使人强健,而游牧则有爽朗壮阔。但从来游牧与别的产业结合容易,而能与农业亦结合得这样好,则世界史上只有中国,不是波斯或后来的大西域所能及。黄帝以步兵与车战打败蚩尤,步兵是农业的,车战则是游牧的马与手工业的车的综合,而同生在农业的地面上。前此神农氏拿蚩尤无法,即因缺少游牧来配合,不能发挥行动的大力。

彼时黄帝这边若讲财富,是还不及神农氏或三苗那边的,可是比他们健康,所以能胜利。黄帝与炎帝战,「三战始得志」,可见也不是容易,其后与蚩尤战更是打个得天崩地裂。经过这场打,神农氏一支人就与黄帝一支人同化,但亦有一部份返到江淮,与三苗间杂,成为后来的东夷。而三苗则继续退,返到南方去了。

黄帝之世是当西元前二千六百年,迟埃及的出现金字塔王朝八九百年,迟巴比仑的吾珥王朝二三百年,却比他们的都大,比他们的都好。那大,是大在中国文明有运动的魄力,黄帝巡行天下,东至於海,西至於空桐,南至於江,北逐荤鬻,合符釜山,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管卫,真是人的能行走在月山川里.那好,是好在中国文明的平等和谐,黄帝之时华夏地面上的产业起了如海水的波涛,以山西一带发祥地为王畿,而正式开始井田,连那神农氏与三苗遗下的产业亦皆有了安顿着落,出现天子之朝廷与诸侯万邦。

是在这样壮阔活泼的风景里,四面八方新得来的知识与技巧纔皆有了可施展,筑城起宫室,做更好的衣裳,大规模的造舟车,医药亦有了新发明,文字亦有了新增加,又置史官,又作兵车,又讲究弓箭,遂晓得养蚕,然后作咸池之乐,「咸池备矣」,奏起来舞起来看看,真真的热闹非凡,并且规模都齐备了。

从此一直到周朝,皆是这井田的演绎,生产力继续提高与经济地域继续扩大,而引起田亩单位的改变与邦国关系的移动。这生产力的提高分三次,黄帝时一次,夏时一次,周时一次,而中国古代亦自黄帝至唐虞是一大成,自夏殷至周又是一大成,而且夏朝可以自成历史上一丰碑,故孟子时时称述夏禹,过於称述商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