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特生推测两个时期的出入皆是三百年，宁是依照顺序更多於依照地层。今时世界上一般考古学者依据地层推测年代，几千年的出入亦常有，但是「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莫说几千年的出入，单是三百年之差亦可以一是汉末，一是初唐，或一是晚唐，一是北宋，人世上不知发生了多少大事，即此可见地下考古学的粗陋。良史原可以是自证的，若必待殷墟遗物来徵信殷本记，假使黄河改道，把殷墟连地底亦沖走了呢？数学若亦如此待证，如何还能演算天体？可是今时史学家纷纷的翻案与批判，皆不能就已知求未知，反因其未知并其已知而失之。
连对於那样可靠的中国古籍，我们亦非必要根据它，因为历史亦是生在现前，观今可以通古。而一器一皿的事迹，则我们还要也有那样的情意，若只会把史料整理，把古物分类，那不过是技术，像刘姥姥见了自鸣钟只知其会走会敲，有字有面而已，怡红院里的光阴她还是不晓得的。今之史学连眼前的中华民国亦不知，而说是资本社会，封建或半封建社会，他又如何能晓得「先秦史」？
如今他们只用一派科学方法，用石器铜器等来划定时代，用渔猎农牧手工业或什么业来划定社会，用古代奴隶社会、农奴制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来制定历史的规律，要中国史亦依照西洋史。但中国史与西洋史虽亦有看来像是相同的地方，殊不知解剖人体与猿体马体，亦是大同小异，相异只在脑这一点，而注意到这一点的相异竟有这样的重要，倒是靠的先已知道了人是人而马与猿则不过是马与猿。今之史学家却因对中国无知，单来与西洋比并形式，以致文明与无明的一点极小而极关重要的相异之处，被归纳法的四舍五入舍去了。
至於落后蛮族，那是发育阻碍了，我们的童年时不像他们。
许多方法皆只在历史外面鼓噪呐喊，而不知治史是要自己亦能生在历史里.孔子少时微贱，多能鄙事，与司马迁的多爱不忍，皆是能有世情的热闹，人如打天下，小如街头巷尾的喜怒哀乐，他皆能与他们生在一起，情遍慧遍，所以能是良史。即如西洋人，他们亦知不能单凭物证来治史，却先是用旧约的创世纪，后又用辩证法，以神意与哲学来补成史学.但耶和华或世界理性皆是客观的存在，客观的存在必是不可知的或知之不能尽的，故不断要靠新发明。中国则有我们自己的史学，治史可以好到即是历史自身的开物成物，是历史自身的「以观於天下」。
此即中国史学除了技术还有道。
但亦要有好的历史纔能有好的史学.西洋人对他们自己百年前的东西已觉其古，把古代与中古，近代与现代分得很开，是因他们的历史经不得劫就毁灭，一路否定下来的，故有这种隔世之感。在西洋惟数学不被否定，但於他们的史学仍无益，因为数学不能代替人事。中国人却能觉得汉唐乃至三代亦分明如同今天早晨的事，中国史学之不迷失，乃因汉人的历史自身从来不曾迷失过.历史上的远事，西洋人把来歪曲成神话，中国人则有朴素平实的传说，如盘古用斧开闢天地，与有巢氏隧人氏的传说，以及玉兵铜兵铁兵的记载，皆不俟证据而成立。中国传说里还有混沌末开时，地在天宇中如蛋黄在蛋清里，及天皇地皇人皇的顺序，天皇氏最长，二十万年以上，地皇二十万年以下，人皇四、五万年，连这些亦皆有个缘故，比耶和华在七天里造天地万物的神话好。
中国的这种传说向来是流传在民间，很晚纔被缙绅先生们所採录，并不是很晚纔被捏造出来。即如今日，民间百作工匠有尊卑，木匠比裁缝是长辈，而铁匠又比木匠尊，石匠最尊，乡下人家若请一班匠人做生活，吃饭时石匠坐上位，余人毫无二话。石匠之尊，正是人类最初用石器的记忆。中国所以会出吴季札、孔子、司马迁等良史，即因他们是生在这个有史德史识天才的中国民间. 中国真如章实斋说的六经皆史，而亦皆是诗，最好的史「国风」本来是民间的风谣、吴季札即以之观史。
治史是要有史德纔亦能有史识的。西洋人对他们自身都阻隔，对别人当然更没有亲情，又如何能知史？他们入境先问神，再则是看看有那些商品，他们根本没有看见人，是故巴比仑与埃及这样接近，记载对方的文献却只有通商条约的那块石刻。希伯来人在巴比仑埃及皆长期住居过，而旧约里对这两个异邦的知识竟非常贫乏，还有对於经常与他们冲突的尼尼微人及以拦人亦如此，而新约里对於罗马帝国的记载亦没有更多一点.希腊人是对於同在爱琴海的诸城邦，除了金羊毛、神，以及战争抢劫之外一无所知，所以只能有神话与史诗了。雅典的一个史学家旅行巴比伦，惟惊羨於那里的一粒穀种可结二百粒。
此外从罗马帝国留下的史籍里，只可晓得罗马本土，关於其属地的情形，则记载的只是属地而无情形。直至十一二世纪，欧洲人对东方的地理还那样无知，以致几次十字军沿途糟塌生命。其后西班牙人到美洲，眼睛里只见象牙与奴隶掠卖，把来放火杀戮得精光，弄到后人无法研究印伽文化。西班牙时代西洋人所知的世界地图都是黑影，像希腊时代的地中海，荒昧里有傲慢与恐惧。便是问现在的英国人，他们统治了印度二百年，亦对於印度仍只有早先东印度公司的那种知识，不过是调查统计得更详密罢了。
日本人为在这一点上学西洋，其所谓支那通对於中国的山脉河流、政治军事经济、以及人情风俗，比中国人自己还更调查得清楚，彼时日本帝国的外务省与大本营根据这些知识来决定对中国的政略战略，反为打仗打到后来，越发感觉对中国人知之不尽. 两次世界大战，凡是交战国皆对敌我的生产力有情报，结果却是胜利者与失败者各自茫然。
单用科学方法，要懂得眼前的世界尚且这样难，弄点破铜烂铁又如何能知古人？任何方法与物证皆是要被历史所说明，更多於它的能说明历史。历史是如同乐曲、书籍与出土物怎样完整亦不过是谱. 谱并不即是乐，却还要你按谱能弹。
吴季札观乐，把几个朝代几个国家各只说得几句，却已见其大，乃因他这人能生於三世十方。司马迁亦并没有见过乌龟壳上刻的字，他的殷本纪却能写得这样真，是因为中国历史自有大信，是因为他能懂得，是因为他的人好。中国史学这样正确而完全，是因中国人说历史能像历史自己在说话，不是以鸟鸣春，而是春禽鸣，倒并非古籍保存得多即是完全。
且又知己则能知人，故记异域亦是中国人记得最好。中国最早记异域的书有山海经与穆天子传。山海经里记边徼四夷蛮族，能把神话的东西亦写成传记的朴素，没有怪力乱神的威吓，好到像是图案。穆天子传里记周穆王沿途经过异族的部落，及山川道里，今时学者亲去踏勘过亦说没有错.二十四史从史记起，记匈奴西域西南夷与日本朝鲜等，竟是世界史的正本，而那些异域的古时情形倒反或多或少还靠中国而传。还有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不但明确记载山川道路、物产、政教与风俗人情，并且真能写出彼时印度及大西域的文明，比起义大利人马可波罗的但以商人眼光来估了估中国的金银财宝，真要伟大到不知多少。
中国人是「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对蛮貊亦没有阻隔，所以能把异域的东西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有这样好。中国人与异域的亲情，乃是孟子说的仁者无敌无对於天下。就是对於现代西洋，中国人亦远比西洋人自己懂得更多，生物史要达尔文来为，易洛魁人要摩尔甘来为，西洋史亦要中国人来为。
又如以关於舜的历史为例，孟子最喜欢说舜的故事，苏赋亦有诗单道舜南巡卒於苍梧之野，娥皇女英二妃在潇湘水上望之不返，洒泪成斑竹之事、苍梧山高湘水深 中原北望度千岑帝子南游飘不返 惟有苍苍枫桂林枫叶萧萧桂叶碧 万里远来超莫及乘龙上天去无踪 草木无情空寄泣这样一个用心如日月，能够「有天下而不与焉」的人，却又是个想起早死的母亲会哭泣，会受弟弟欺侮，而且可以被妻子照顾取笑与爱惜的男孩，但凡与他有关的东西，连草木都成了清香贞洁。
他能够没有一点神性，而只是他的人好。这里孟子与苏轼所说的，或只凭理想，可算得信史吗？是信史。
譬如卢骚想要民约论，而说历史的开始即是民约，马克思爱阶级斗争，而说历史从来都是阶级斗争史，虽杂理想，亦确与他们的历史相符。大凡理想，皆必有其民族的记忆为根据与限制，对过去对将来都一样，西洋人知有原始的及将来的非阶级社会，亦当它只是像他们现在这种对立关系的社会，惟去了阶级，外加生产力的大小不同而已。所以妄人的梦话与聪明人的法言，一般皆有个缘故。而孟子与苏轼所说的舜，则在中国文明里实实在在是有的。
也有别的记载，如李白诗里「或言尧幽囚，舜野死」，那只是他感於唐明皇的事而假托寓言，唐明皇晚年被肃宗幽囚，稗史且说他被李辅国遣贼刺死。且即使如竹书纪年所云太甲杀伊尹，亦仍无伤於中国历史的大信。历史的流传是流传好的东西，而中国的言语与文字亦皆是为说好，不是为说坏，这并非禁忌，却是言语文字的清真吉祥，乃至说的疾病死亡，亦要像亲人或医生的没有不洁之感。
但亦有像鲁迅等人，他们说中国东西不好，那是如同年青人的总以为自己的相貌生得不好，又如一个女孩子在打扮时对她自己生气，乃至她生气到家里人的身上，这也是可以的。年青人要西洋东西，又像小孩子的看见别人有，马上他亦要，这也可爱。鲁迅到底是可爱敬的，只是不可以为师，他的无禁忌即是中国文明的。他对中国东西颇有一笔抹杀的地方，但红粉是为佳人，受她委屈亦心甘情愿，宁可不要别人来安慰。即如我这书，亦不要我所不喜的国粹派的同意。
中国史学前人已有那么好的成就，但我们还可以有新史学，中国东西便是可以「三叠阳关，唱彻千千遍」，仍然一回相见一回新，像天天上街买小菜，不必时时变花样亦可以餐餐是新鲜.新史学并不在於发明，去发明历史，那历史即成了有永远发明不尽的阴暗部份，且连那发明的部份亦到底不能算数。新史学是写古时的事亦只如为的现在，写的自己，因为人是生於一个时代而同时亦生於许多个时代。吴季札观乐，我们不但从他的话里晓得了诸国的前朝后代事，而且更看见了吴季札本人。
小时我和四哥梦生上山採茶，他讲给我听瓦冈寨秦琼、单雄信、程咬金、王伯当等众好汉，只觉山风日色，山下平畴远畈，村落午鸡，瓦冈寨即生在这天下世界，而面前则是四哥，是採茶的兄弟二人。如今我来为历史，也但愿能像这样的有人有风景。
良史是要能通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与一代江山有知音。王者能对一代人是知音，而良史亦能闻弦歌而知雅意，故史官之位，古时比於三公，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是太史公。这样的良史至今亦尚在中国民间，旧戏里演正史演稗史皆有中国文明的真实，此即是成为良史的基本条件。而一喜万人喜，一悲万人悲，剧中人与观众可以是这样的知音，一代人的好恶感怀，有性之所同然，情之所同然，理之所同然，此则更是天下大一统之所在。孔子作春秋以明大一统，并非专为对彼时的政局，却凡是良史皆必如此的。
是故良史又忘其为史，如鱼之相忘於江湖，欧氏几何学两千年来演算了又演算，只觉它是今天的，很少想到它的历史性，中国的史实亦可以看之不足，观之有余，故可以写了又写，几乎不当它是历史，而好比是诗。诗是在诗经里原已写着有了，唐诗宋诗亦仍是这传统，但可以代代是新诗，史学亦如此：总是圣朝天子事 昭阳宫里又何人可以代代翻新，但不是翻案。
一年夏天我在温州听夏瞿禅讲诗，他说溜冰是夏天学会的，游泳是冬天学会的，诗亦从不是诗处学. 这话宽了我的心，因为我正像宋江，每每是从无字天书里学来兵法，史学大事，我亦只听听中国的民歌及从闲书里偶有会意，便自欣然。
小调无锡景开头、「小小无锡景呀，唱拨拉诸公听」，我亦不过是这样唱唱中国的世景给大家听听。要说正经，唱曲亦该是神圣的艺术，史学或者更是严肃的科学，可是红楼梦里芳官对薛姨妈说的谦辞、「你老人家还有那等好戏不曾听过来，我们唱的可深意是没有的，无非听个喉咙，豁脱口齿罢了。」我想这倒并非谦辞，虽史学的严肃程度亦只能到此为止。
若是我有沾沾自喜，那亦只像民歌里的答难，那女子难男、「何人造的洛阳桥？那镇出的细花碗？」如此一连串的拷问，那男子则答唱、「蔡状元造的洛阳桥，景德镇出的细花碗。」亦如此的一连串来答了，那股得意样儿，全是中国乡下农民及大都市里小市民的，他对於一份小小的知识有这样珍贵，在人前不禁要自夸自讚的称起能来。红楼梦里亦有贾宝玉卖弄知识，他见有人当正经听他，越发胡诌连篇，每每挨了林黛玉或薛宝钗的尖言冷语，讪讪的不好意思起来，却见有人笑他，他亦附和了笑，因为他知道人家是欢喜他的。这使我想起孔子的「后世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民间日常与好人说话，每每可以还未曾听明白，甚至不等对方说出口来，而心里老早先已同意了的，此亦即是男女老少自己与别人之所以能同生在一个时代里，好像大家都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辰生的。我想我在这书里所写的，或许亦有可在论辩之外，治史须不是为问题.问题是要解决的，但亦有永远不能解决，而且无须解决的，如柳宗元诗、「秋风潇湘无限意，欲採苹花不自由。」是有限与无限同在。治史或治事，皆不可单是事务员的见识.中国最古的传奇有玉女投壶，玉女与东王公在高天原投壶，矢如流电，每投中锵然，则天为之笑，我这书亦许有说中的地方，如那玉女的投壶而中。这故事李白很喜爱，而他的诗句亦每有使天亦为之笑。但这稍嫌有点下视尘寰。而阮籍苏轼则更爱汉皋解珮的故事、郑交甫游汉水，见二女悦之，下车请其珮，女解明珠以与交甫，交甫受而怀之，行数十步，视怀中空无珠，二女忽不见。这「解珮暂酬交甫意」，可是很有对世人的一番情意。还有交甫与二女的酬答之辞简直一点事故亦没有，只是春日江边他和她们说过话了。我与世人亦是这样的无事，而人们亦从我无所获得。
汉文明的叶嫩花初
却说黄种人迁入黄河流域，分先后几起，走在先头的一起是三苗。迁徙时总是游牧带头，他们只贪写意，只顾往前走，却把农业掉了队，又把商业与手工业的离群活动加强了。他们一走是到黄河下游海边，见贝便用，得铁便铸，而铜则是早已晓得用的。但他们没有像埃及巴比伦的自由都市僧侣政治，因其商业及手工业多只是和游牧的关系，不靠在土地私佔上，土地私佔要有农业的相当基础，三苗的农业基础还不够。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个个铜头铁额，只是部落。
而掉在后面的及新来的队伍，则是传说里伏义氏神农氏这一支，他们到得黄河中下游，被前头的三苗阻住了，只好稍为停下来多做畜牧与耕稼，而且利用三苗的进步纺绩及炼钢冶铁术来结新的网罟，制新的耒耜。这一来，他们产业的配合倒远比三苗的好，而且有了都市。中国的这最古都市与埃及巴比伦的不同，并非商业资本的据点，而是在农业地面上自然形成的核心。彼时游牧与渔猎是受了前面三苗的约制，而单为畜牧与耕稼用的地面则有的是，如此游牧与耕稼的发展乃渐成平衡，且连游牧亦多变成畜牧，又因不发生土地霸佔，农牧及手工业商业皆一体不分，这里就已出现了后世井田的雏型。
伏牺都陈，在今河南，神农都曲阜，在今山东，他们长期与三苗相处倒也相安。三苗的游行经济与伏牺神农这边的定居经济有个自然配合，三苗的手工业与商业，好像蝴蝶的可以飞来这边的经济园地上停停又飞去，又具游牧在大平原里仍可游行无碍，而若是要找有人烟的去处，亦随处可以就近找到汉族的田宅男女。
但这两边的经济相配，应是可以作成一体的，所以三苗要来统一这边了，这就是「蚩尤作乱」，而汉族这边的炎帝亦要「侵凌诸侯」。彼时汉族是要对内统一诸侯，对外统一三苗，但这是后来由黄帝纔做到。
黄帝这一支汉人是最后迁来的，看见前面已经有人，就到如今的山西地方停下来，国於有熊，再向河北发展，而邑涿鹿。他们亦和伏牺氏神农氏一样前面要上去被阻止，把众产业来看齐了，可是比伏牺氏神农氏更有阔大的游牧，因为此地距离黄河北岸很远，为三苗他们所忽略，黄帝的一支人不但有足够的农地，且有足够的游牧地，而如此乃作成了更广大的众业相配合。
凡产业各有它的德性，农业使人平实，工业使人聪明，商业使人活泼，渔猎使人强健，而游牧则有爽朗壮阔。但从来游牧与别的产业结合容易，而能与农业亦结合得这样好，则世界史上只有中国，不是波斯或后来的大西域所能及。黄帝以步兵与车战打败蚩尤，步兵是农业的，车战则是游牧的马与手工业的车的综合，而同生在农业的地面上。前此神农氏拿蚩尤无法，即因缺少游牧来配合，不能发挥行动的大力。
彼时黄帝这边若讲财富，是还不及神农氏或三苗那边的，可是比他们健康，所以能胜利。黄帝与炎帝战，「三战始得志」，可见也不是容易，其后与蚩尤战更是打个得天崩地裂。经过这场打，神农氏一支人就与黄帝一支人同化，但亦有一部份返到江淮，与三苗间杂，成为后来的东夷。而三苗则继续退，返到南方去了。
黄帝之世是当西元前二千六百年，迟埃及的出现金字塔王朝八九百年，迟巴比仑的吾珥王朝二三百年，却比他们的都大，比他们的都好。那大，是大在中国文明有运动的魄力，黄帝巡行天下，东至於海，西至於空桐，南至於江，北逐荤鬻，合符釜山，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管卫，真是人的能行走在月山川里.那好，是好在中国文明的平等和谐，黄帝之时华夏地面上的产业起了如海水的波涛，以山西一带发祥地为王畿，而正式开始井田，连那神农氏与三苗遗下的产业亦皆有了安顿着落，出现天子之朝廷与诸侯万邦。
是在这样壮阔活泼的风景里，四面八方新得来的知识与技巧纔皆有了可施展，筑城起宫室，做更好的衣裳，大规模的造舟车，医药亦有了新发明，文字亦有了新增加，又置史官，又作兵车，又讲究弓箭，遂晓得养蚕，然后作咸池之乐，「咸池备矣」，奏起来舞起来看看，真真的热闹非凡，并且规模都齐备了。
从此一直到周朝，皆是这井田的演绎，生产力继续提高与经济地域继续扩大，而引起田亩单位的改变与邦国关系的移动。这生产力的提高分三次，黄帝时一次，夏时一次，周时一次，而中国古代亦自黄帝至唐虞是一大成，自夏殷至周又是一大成，而且夏朝可以自成历史上一丰碑，故孟子时时称述夏禹，过於称述商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