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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裔：悼卓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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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C的朋友谭佳来信告诉我，卓青出事了。
我一听就知道是生死这样的大事。第一反应是出事故了。打电话过去一问，说是自杀。我一下子就怔住了。把卓青和
自杀
联系在一起，真是太突兀了。那个待人如此温和，才华横溢的卓青，怎么会如此轻生呢？
想起初识卓青，是2000年上半年，我办的网站 朝圣山之思 在北京吸引了一些年轻学子。有人在半夜里给我发了一篇文字，用福柯和鲍德里亚来谈空间。我想在网上贴出来，回信一问，是清华计算机系的。他就是卓青。我非常惊讶于一个学计算机的人在思想上走得怎么远，心里顿有惺惺相惜之感。
和卓青有网上交往之后，他也经常在论坛参加讨论，发些帖子。但我一直没有见到他，直到2000年的9月份。夏可君，柯小刚，我和另外一些朋友去山海关讨论海子诗歌回来之后，我叫卓青到北大来和大家见个面。我们几个朋友在未名湖旁边逛了一圈，然后一起吃饭。记得卓青穿个黑色的外套，人也是黑黑瘦瘦的，但眉目清秀。说起法国哲学家，他如数家珍，尤其对福柯和鲍德里亚，更是熟悉，和研究德里达的夏可君聊得很欢畅。若干年之后，他成了夏可君的密友和助手。如今想起来，我为他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介绍他和夏可君认识。
后来我到了美国念书。卓青本科毕业之后，没有去考研究生，而是去山西的一个软件公司，名为工作，实为做调查。他想研究的是中国人的关系社会，以及微观行动的逻辑。我和他在网上碰到几次，但没有深聊。2005年，上海的
会与通
研讨会，他去了，提交了一份研究成果，是个关于关系的论纲，在会上引起了一些有意思的讨论。我自己觉得他如果顺着这个路向走向去的话，会有非常出色的成果的。对于社会学与人类学的贡献不必说，在哲学上，也会产生一些深刻的反思。
会与通
研讨会大概是最后一次
团结的盛会
。06年初，我们的学术群体发生分裂。按照卓青在自己博客上的说法，是
这几年来，随着社会形势的紧张，学术分野渐趋明朗，残余的混合状态已经消失殆尽。大家各归各所了。进入学术生产体系的，老老实实的按照规范生产知识。关心社会问题的，热切的争执现实热点与实际政策。有着野心的，走向自己谋划的道路。说起来，当年的朝圣山相互交往的一些人又何尝不是。小刚成了新儒家最新一代的代表之一，编织着新的儒家政治学说，海裔走回政治哲学的道路，可君和我也各自走出自己的东西了。
的确，大家做的东西不一样了，彼此对话也少了。
只是卓青并不知道，我并不是
走回政治哲学的道路
，而是走向历史研究了。我做的博士论文，严格来说，是一个历史学系或者古典学系的论文。反过来，我对卓青的思想的了解也越来越少。只是在几个月前，上他的论坛，我才看到他的一些新的文字，惊讶于他发展出许多新的概念与术语，并且开始讨论很多非常神秘的东西。我还看到了一张他在他的读书会上的照片，留了长发，带着诗人-哲学家的独特的气质。这已经不是我所记得的那个黑黑瘦瘦的卓青了。我还听说他准备去法国，在MSN碰到的时候问过他，他自己也确认了。他也问我写的博士论文的内容。但我们没有谈具体的思想问题。
卓青自杀之前留下了一个提纲，这是他的哲学体系，其中大部分目录都已经有了文字了。最后，他预言乱世将临。在他的提纲当中，预言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我猜想他的离去是非常坦然的，无痛苦的，他已经做了要做的事情。但我的内心仍然非常沉痛。我感觉，我失去了一位才华横溢的朋友，而中国思想界也陨落了一颗原本能够光芒万丈的新星。
卓青的死，和海子的死一样，都是天才的自杀，都是有深刻思想原因的死。我能够理解天才们的自杀情结，但我仍然无法完全理解卓青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对我来说，理解他的死，需要深入理解他的生命轨迹，理解他的思想。而这些，都是我现在未能做到的。能够告慰亡灵的，我想并不是简单的哀悼，而是仔细聆听并听懂他的预言。这是个和我们所有人都有关的预言。但愿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要眼睁睁地看着它的实现。
呜呼，卓青吾友！两校比邻，恨未时时交游；惺惺相惜，旦夕竟成永别。亡灵地下有知，当体吾心之悲。肃祈再告，伏惟尚飧！
=========如下更新于2022年1月28日=========
主要原因是发现互联网的记忆是有时间限制的，因为资本的载体会死掉。
【芬雷】反日常与大预言术
先解释这个“反日常”吧。卓青在其文章《反日常文本的阅读理解的诸问题以及其写作中请注意的几点事项——以法国晚近哲学为例》开篇就说明了这个概念，他写道：“这是一个很不确切的说法，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可能这也是仅有的勉强确切的提法。因为很难说得清楚什么叫做日常的，而当然，‘日常的’本身也是个日常的提法，因此，恰恰只有在反日常的文本中才能打开日常的这个提法的含义，于是，这已经在循环定义了。另一方面，这种循环定义却也保证了日常提法本身的难以回避的地位，避免了任何文本对其的固定，而反日常文本对其的打开也将回应这种地位的取得，因此，我们仍旧暂且保留这样的划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试图通过日常来论述日常的，那么我们获得的还是日常的，而不是日常。即，以日常来论述日常的，近乎悖论。所以“反日常”缘起于我们对“日常”的追问。正如卓青所说，这不过是种循环定义的伎俩，因为很显然的，如果日常需要通过反日常来揭示，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要追索的“日常”其实就是“反日常”。但是如此的妙用，也就是卓青提到的“避免了任何文本对其的固定”，反日常与其说是日常的反面，毋宁说是日常的幻想，是日常的一个游离、一次走神。随后我们将碰到卓青行文风格里另一个概念，就是灵语写作，探讨反日常与灵语写作之间的似无还有的关联，是我写作此文的头一个企图。
灵语书写，就是在卓青近作《关系三部曲大纲》里出现的一种书写姿态。比如，他以修道来说思想学术，以生命诸术（还魂术、摄元术、夺命术、定心术、化形术、不死术、长生术、养生术）来说权力装置。那么我们不妨追索一下灵语书写，其实并不是新鲜事物，更不是卓青生硬捏造的手段。在西学进来之前，学问无非就是经史子集，而其中的子，很大部分都是按照灵语书写的方式在进行。此种行文风格，甚至能在五四时期的一些经典里找到，比如辜鸿铭，再比如梁漱溟，在此因为手头并无这两位先生的文本，就不详细着一个词句一个词句列举了。那种风格，只消读上一读，就能体会得到，只是卓青似乎有意把这种灵语写作的手段扩张了。我揣测着，这可能跟他一直思索的方向有关联，一直谋求一种思索的书写切入所在语境的努力。然后我们再来试着阅读这些文字，可能就更能够清楚去把捉一些东西。而且在如此书写，如此把捉的过程中，我们的思想情景，被带入了似曾相识又不免有些断代的东方思维里。鉴于这个论题过于庞大，暂时就写到这里，请允许以后再讨论。那么接下来，灵语书写所带来的东方思维，暗合了反日常的游荡以及走神，它是一种模糊书写。尽管在《关系三部曲大纲》的书写里，卓青引入了大量的推理式、逻辑式结构，但依然掩盖不了如此模糊书写所营造的幽灵视野。及至到后来写到大预言术的时候，幽灵反而成了一种有先兆能力的神秘，而有趣就有趣在，这里的幽灵和神秘，都恰恰是在我们所生活的日常里时刻流淌着的，只在反日常里，才打开这个观察。
比如卓青引用一段政府计划的文字，通过分析它的语言构成、句法结构，来说明那种大预言术如何嵌入在日常结构里，并且如何发挥它的及时作用。大预言术，更像是一场反讽的游戏，我们几乎每天都在日常里遭遇我们的未来，而等到这个未来到来的时候，我们又被另一个未来所获取，唯一的求证证据，最终仅仅被保留在国家的一纸档案数据里，比如GDP怎么怎么样，人均收入怎么怎么样，五年计划，十年计划，就这么一个接一个轮番上演。似乎任何的未来计划，都遵循一个原则，就是你看见它来，却看不见它走。比如你今年想买套房，那么这个房子以及为了能够买套房的力比多场，其实相当清晰，并以此为根据，你甚至还制定出买房计划，但直到你果真买到房了，你发现那个未来在实现之前就已经走了。未来并没有现身，这是个连环套游戏里的缺口装置，正因为有那么个缺口，所以才有了一环套一环。于是卓青在《关系三部曲大纲》第三章，世界与未来，第二节，生命与造物的交叠里写道：“到这里，转了一个圈子，回到了最开始出发的地方。反日常当然是从日常出发的，通过瓦解日常的提法，终于得到真理，而打开了真实。呈现出无比怪诞的真实，从而所有的一切都变了样子，成了不可能或不可能的可能。现在，在世界整体这里，则又回到了日常的。恰恰日常的句子就是世界。而且也恰恰因为它是错的，单纯假的才是世界。于是，日常的提法又有了不是意义的意义。算不算是再度看山是山？”日常的荒诞，不仅在于它是假的，还在于它是不可能的。由此我想到了卓青提到的，他的切入其实就是以“不可能”切入分析的，与夏可君的“可能”策略形成互文呼应。接着，卓青写道：“世界就是由种种不可能构成的日常句子。我们就作为造物生命，构成这种种的句子，于是，我们就如此这般的活在这里，活在这些虚假的句子之中。日常的观点、看法、提法就是一切，作为完全的错误而是一切。我们在一个作为虚构的世界里用真实虚构着世界。”如果说，这里面还嫌太过跟真实/虚假较真，那么荒诞感或许还不是那么强烈，真真的荒诞感就在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日常，正是在以虚构来推动虚构，从而展现未来的。其实，在我看来，如此并没有对或者错。只是，我们每每又要和真实/虚假较真，及到虚构呈现出来，我们又不愿意接受，这才是最荒诞而又令人无奈的。由此说开去，我突然想到，纠结于自杀的种种困惑，或许就源于这种最荒诞而又令人无奈的情景。
另外我想说的，是卓青对农民这个概念和群体的考察，相当精到。（可参看卓青的文章《未来百年农民政策建议》）社会流变的过程中，农民成了一个身份缺失的群体，通过其中的缺失，我们仔细追究，的确可以发现一些梳理当下社会的线索，并警醒我们的时局。农民这个话题和一开始那个东方思维情景的话题，我都搁置下来，待附专文探讨。另外值得一说的是，卓青是我在思索领域里（到现在一直联系着的）最早认识的一个朋友，但由于种种原因，交流却是最少的，中间隔了有近五年时间，直到最近才又阅读他的东西，实在觉得很惭愧。然而，我这小段文字，实在也没有写出什么，顶多算个标记，乃在于一个幌子一样的装置，以弥补自己的某种不积极。
【芬雷】惊闻卓青之死
“必须谋害这个人，而又是不能公开的。这是在背后，在此地与彼处秘密谋划的阴谋，彼此不交一语，从无联络，仅仅暗地算计，悄悄窥视。因而，毫无征兆的，毫不引人注目的，他动手了。”
——卓青《重回死亡——纯粹个人主义与其世界的可能》
真的不能说什么啦。他的死是去年十一月的事，而我直到今天凌晨两点才知道消息，时间已过去近五个月。或许如卓青谈论死亡时说到的，死亡属于未来，未来属于现在。死亡是一个需要被提前感知的事件，并不需要在事后多做谈论。但是我责怪自己的不是竟然按捺不住，非要来谈论它，而是自己竟然如此的后知后觉，实在显得过分的怠慢与麻木。现在重新理会下头绪，去年十月份的时候，我还和他通信，知道他陆续把自己的《关系论纲》分章节贴出来。等全部差不多贴完，我一次性打印出来40多页A4纸，如获至宝。然后就匆匆辞职，中间又拖延一个月，赶在十二月底去了南京。我写给他最近的一封信恰恰就在十一月，五日，因为看到他在blog里说：“在这里提请所有留在国内，准备亲身观看此次盛况空前、千年难遇的乱世大典的朋友注意做好充分的思想备。”我就给他写信说：“读着读着，好像你要出国？？关系终于贴完了，我下载了细看。‘大预言术’这个称呼很有趣味，也透着后怕……”而他回复我的最近一封信也是谈《关系论纲》的。现在回想起来，恍然如梦，要不是时间欺人，必也是造化弄人了。似乎跟卓青交往过的人，对他都有一个相同的印象，就是：充满期待。不仅他自己充满期待，别人对他也充满期待。或者正是这样的期待，使得大家对卓青思索的领悟以及理解，反而多了份延迟。就好像对待一个雕塑工作者手里的泥巴一样，旁观者的“观看”不在于当下，乃在于未来，就是说，这个泥巴究竟要塑成何样形状呀？假如塑得是个人物，那么它的脚在哪儿，脸如何呀？而卓青偏偏是个剑走偏锋的人，暂且不说他探索的领域如何超前如何抽象，但说他的思索方式和行文用语，都是很强的个人化。我想，这些状况他自己也是晓得的。所以在2002（？）他首发水木社区哲学版的《重回死亡——纯粹个人主义与其世界的可能》里，更多的展现了自己的种种心迹。起码我阅读的时候，是不免要联想他本人的生活与思索状态的。很多词句，颇有应照。这也是我读他文字总有的一种后怕感。
卢淞在《卓青之死，及其他》里，把卓青的死苛责于阅读古书，特别是《易经》云云，我觉得不免唐突和造次。但这又有什么要紧呢。如海裔在《悼卓青》里所写：“对我来说，理解他的死，需要深入理解他的生命轨迹，理解他的思想。”谈论生死，对于生人来说，甚至不是奢侈的事，而是不折扣的僭越。卓青在《重回死亡》一文中，通过死亡前置来谈论死亡，从而解释从“我之死”到“他之死”，再到“一切从我的死亡开始”。“这是一种僭越，通过杀死这个共同在此的世界中构筑起来的个人，在它的尸体之上瓜分权力，使得权力重新可以被拥有和使用，使得这个不同主体之间的生产制约关系瓦解开来，重新散落到那不可测度之地。”（引自卓青《重回死亡——纯粹个人主义与其世界的可能》，第一节“死亡与那个人”。）由死亡事件，卓青深入到那个“不可测度之地”，它如幽灵般徘徊在团体周围，徘徊在关系周围，而最要紧的是，这个幽灵深居每个个体之身躯。于是，接下来在第二节“个人主义与社会”里，卓青写到：“个人之所以是个人，正在于他的飘忽不定，他的不可捉摸。我们谈论那个人，正是因为我们无法知道他想什么，他会做什么。我们不知道他现在怎样、将会怎样，甚至由此而无法知道他曾经怎样，因为他不可预期，先前的种种猜测转瞬间就会碎裂成七零八落的片断。他未有预兆的跃入我们的视野，又莫名其妙的消失不见，这便是那个人，令我们忧烦不安者。”个人遭遇“那个人”，这是列维纳曾经思索过的问题。我觉得，由此掘发的甚至还不是伦理问题，就是所谓的什么在他人的面貌里遭遇死亡，更重要的是，个人和那个人，并不是独立区隔划分出来的两个人，却紧密耦合在一起。如此一来，就必然存在一个转换之基：从“个人”到“那个人”，像是折叠一张白纸。也就是从这里，我们找到在卓青行文中徘徊着的德勒兹之线。通过对如此折叠装置的思索，我们重新审视自我与他者以及死亡，无疑发生了陡然变化。这样的变化，解构了在之前我们思索自我与他者问题时，提前预设的对立，从而死亡作为未来事件，提前到来，潜入当下，供给自身随时随地的反观活动。另外有必要说的是，卓青多次强调的“整体”，以下引自《重回死亡》：1、在那里，在那个差异之源，我重新获得某种整体性，重重叠叠的相似性中不可还原的整体，不是可整体化的整体，不是将各部分连接起来的整体，而是间隔的整体，亦即距离的整体，我与他之间不存在的距离造成的不可跨越由此而成的整体。或者说是无边界的整体，就像有与无间的无边界。没有边界并不是无限，当然在这里也谈不到有限。在这个无边界的整体意义上，我成为了那个人。2、个人，从其最初意义上，就是无所凭依的，亦即是无处可归的，他难以找到他的来源，他的根本。正因如此，个人不能在此，不能在何处，而是于此世界中无处不在，便如那幢幢鬼影，此隐彼现。从这里开始，发生了一次转折，如此转折在后来卓青的《关系论纲》里也可以看到，就是卓青突然放弃对这个问题的追问与穷追猛打，退下来求索于一种对现实的批判上来，比如他在《重回死亡》中写到的：“我们并非真的是两个人，两个有着各自目的，并由此驱使自己展开暗地争夺的人。我们仅仅是亡灵，借尸还魂，装成这个样子来次游戏，还津津有味的欣赏这个临时的表演。这个重复的争执在双重意义上成为了虚拟的，既是你我之间预谋的虚拟，也是各自与其身体媾和的虚拟。”我并不是说，我们只能做学术研究，不能去批判现实，而是如此书写，对于卓青，似乎构成某种程度的焦灼，无论如何，挥之不去。
对于卓青，我们太少阅读了。对于过早离逝的生命，我们太少关怀了。而对于死亡，我们又太迟了。
<以上内容转自豆瓣，其实豆瓣也不好用了，只好直接看百度快照，但我觉得百度这种公司早晚会因为利润的原因放弃不能带来利润的互联网的记忆>
生理性的疾病，不好说啥。父辈给他取名嘉文，意味着父母对他学术上和文化上有很高的期待，网友对《当道家统治中国》的评价，认为他受到自由主义理念影响很深，这一点是不是他情绪上和思想上产生抑郁症的诱因。文科的天才培养，不是书本知识，而是毛泽东这样的实践更加重要。为理念而奋斗，固然崇高，但不一定伟大。对于他的父母，已经是丧子之痛，不能苛责什么，只能说一句：我们都不是上帝，没有必要将自己的观念给下一代沉重的包袱。
不知道版上有没有人看过这本书，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他践行了这条史学原则，但是年纪太轻，代入感太强，容易产生悲天悯人的沉沦感，其实完全不必这样。可为后来者戒。
一句话，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才能体会自己的进步和别人的知识。我读书的时候，听过卓青讲法国哲学，包括对时间的诠释，那个时候我听不懂，后来工作了，涉及到这块，逼得自己不得不学，又想起卓青的话，觉得真是一个天才啊，怎么那么难的问题他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了呢？天底下没有过不去的难关，要是他挺过去，即便思想上没有进步，那也比95%的哲学教授强。不必在意世人的眼光，保持基本的生活水准，文科只要一台电脑就能干活，学学张益唐，那才是人间的文科正道。
说个题外话，我给抑郁症患者开的偏方就是去炒股票，只要你亏过大钱，就啥都能想开了
卓青2001年写的，他去世以后我才开始炒股票，不知道为什么他认识这么透彻没有炒！
何新這個人我不太瞭解。
不過覺得他在經濟學上的一些看法值得商榷。
當然，有鑒於當今經濟學界新凱恩斯主義、新古典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
三分天下，征戰不休，也許任何對經濟的分析及對政策的指導都未必有實際意義。
認定股市的實質為簡單的莊家炒作未免可笑，
若是如此，大約股份制早已銷聲匿跡了。
莊家的能量畢竟有限，他要拉升股價，也絕非隨心所欲，
沒有公司的經營業績、發展遠景作為後盾，根本不可能任意拉高。
誰也不會真的傻到一味的追漲。
在西方股票市場上，主要股份持有者成為那些實力雄厚的機構投資者，
注意到，這些基金形式的機構投資者以具體的自然人為直接基礎，
因為基金制度的信託性質決定了基金投資的委託性基金
也完全是以目標企業的盈利性和有價證券的收益性為依據而進行投資與證券買賣的。
這些機構投資者的背後都是真正所有者的受益人，由此使得股東主權、資本多數議
決制等現代股份公司的最基本原則得以維繫，也使得歐美的股東大會、董事會確實
仍然起到了制度約束作用，它也決定了股市運營所需要的最其碼的資訊公開、企業
資產負債表的全面性與真實性、股份的充分流通以及公司的充足市場評價等原則得
以落實。
日本又如何呢？
大企業通過將中小企業“系列化”（即大企業控股屬下眾多的系列公司）和大企業
的橫向聯合，形成財富相對集中的大型集團。為了防止外國資本的侵入，
日本大規模開展了“穩定股東工作”，即各大集團一般使其內部的銀行或事業公
司持有較大份額的股份，除非發生非常極端情形而不得出售所持股份。
在日本也就不存在“股份公司由個人股東支配”的古典意義上的股份制，
企業集團的“總經理會”成為“事實上的大股東會”，弱化了社會對企業的約束。
企業的經營層幾乎掌握了企業的全部財產所有權和經營權，外部監督約束談不上。
這種狀況下的股票市場才是可怕的衰變。
此時，股票市場的作用不是很大，日本銀企相互持股關係廣泛深入，企業
融資對銀行借款的依賴性極強。由是導致了股市的泡沫化，破壞了股市供求機
制。這主要是因為，隨著“穩定股東工作”的大規模開展及其帶來的股份持有法人
化，不管市場上的股價有多高，法人股東也不得在市場上將股份賣掉，市場因為股
票供給過少而進一步上升，從而使股市本身的供求機制失去了自我調節作用。
從這個意義上講，正是日本的私有化進行的不徹底，起碼是古典意義下的私有化不徹底，
不自由才導致了最終的深刻危機。那些日韓的大集團在市場前無法積極調整，
適應變化，正是因為“現代企業制度”或“股份制”或“私有制”實行的不徹底
不正宗。
至於中國的狀況，大約更為複雜。
起碼近幾年新凱恩斯主義的大師們
不厭其煩的為中國出主意，大體不過是加強國家控制的老一套。
是否管用，就難說得很了。
新制度經濟學的奠基人之一張五常先生認定經濟學家難以指導政策的制定實施，
大約也是有道理的，所以，大家倒也不必為各種五花八門的經濟分析所擾，
反正經濟學家自己也沒搞明白呢。
上面的論述，無非是說出另一種聲音罷了。:)
<以上又是几年前水木上的另一次讨论提到卓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