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从明朝的地方志/类似的史书中挖了一些故事出来，并用文笔润色了。读起来还可以，明代官场是个复杂的系统，各色官、吏、地方势力在斗智斗勇，利用制度和舆论。

另一方面，问题的出现很多是安徽和江南，一方面是富庶，另一方面读书人多（讼棍多），势力错综复杂，于是构成了故事。

马伯庸行文中的感慨，在《长安十二时辰》里面也有，户籍信息陈陈相因，在大一统的国家里逐渐成为累赘和废物，这似乎是无可避免的。

气数说的是制度总会有漏洞，在时间推移中逐渐被社会所破解和侵入，最后垮掉。想起艾柯的《植物的记忆与藏书乐》，纸寿千年是极限，但档案依赖于这种碳基的记忆（造纸、印刷），成本一时看是够低，然而是大帝国（广度），世代相传（时间长度），M*N倍的压力，要维护殊不容易。那些千年不变的闭塞国度，大多数摒弃了记忆，只留下宗教愚民一途。

电子信息化让社会管理有了新的载体，或许会更长，但时间这个维度上的叠加，早晚会导致后期时间点上的不堪重负，也是历史的终结（形式）才是终极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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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还看了《长安的荔枝》，记得写过一下blog，现在却找不到了。虽然显摆的是数字，但马伯庸的笔调没有脱离杜牧的论调“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翻别人的书评，工业党大概是这么说的：长安要检测全国的驿站系统的有效性，同时也要避免各个节点的弄虚作假，运送时令特产水果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驿站高效运作，杜绝中途节点用过期的来充数的可能性。

所以凡事看两面。安史之乱后，也确实是四川和广大长江流域成为唐帝国的强力支撑，文官系统和交通系统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