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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下的大明

马伯庸从明朝的地方志/类似的史书中挖了一些故事出来,并用文笔润色了。读起来还可以,明代官场是个复杂的系统,各色官、吏、地方势力在斗智斗勇,利用制度和舆论。

另一方面,问题的出现很多是安徽和江南,一方面是富庶,另一方面读书人多(讼棍多),势力错综复杂,于是构成了故事。

马伯庸行文中的感慨,在《长安十二时辰》里面也有,户籍信息陈陈相因,在大一统的国家里逐渐成为累赘和废物,这似乎是无可避免的。

气数说的是制度总会有漏洞,在时间推移中逐渐被社会所破解和侵入,最后垮掉。想起艾柯的《植物的记忆与藏书乐》,纸寿千年是极限,但档案依赖于这种碳基的记忆(造纸、印刷),成本一时看是够低,然而是大帝国(广度),世代相传(时间长度),M*N倍的压力,要维护殊不容易。那些千年不变的闭塞国度,大多数摒弃了记忆,只留下宗教愚民一途。

电子信息化让社会管理有了新的载体,或许会更长,但时间这个维度上的叠加,早晚会导致后期时间点上的不堪重负,也是历史的终结(形式)才是终极的解决方案。


上月还看了《长安的荔枝》,记得写过一下blog,现在却找不到了。虽然显摆的是数字,但马伯庸的笔调没有脱离杜牧的论调“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翻别人的书评,工业党大概是这么说的:长安要检测全国的驿站系统的有效性,同时也要避免各个节点的弄虚作假,运送时令特产水果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驿站高效运作,杜绝中途节点用过期的来充数的可能性。

所以凡事看两面。安史之乱后,也确实是四川和广大长江流域成为唐帝国的强力支撑,文官系统和交通系统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