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元义

　　熊元义：记得在《中国文学年鉴》(以下简称《年鉴》)创刊30周年的时候，您曾写过一篇论文《我们可能正在目睹一个伟大时期的开端》，这个题目很有气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很想进一步地了解您对这个伟大历史时期的文学包括文学研究有何期待？

　　陆建德：《年鉴》创刊于1981年，是一种“在场实录”式的、活生生的文学编年史，它见证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创作与研究方面的巨大成就。现在30多卷图书已经成了中国文学的研究和教育机构的必备之书。

　　1981年陈荒煤为《年鉴》创刊号撰写了前言，既是一篇总结，也是对文学的捍卫。这30年来我们的语言变了，我以乐观的态度看待这种变化。荒煤强调“文学的客观规律和特殊规律”，无非是指文学是“形象思维”，是“人学”，不同于哲学和政治，这是针对当时“‘左’的思想流毒”而言。1981年，“伤痕文学”还在发酵，荒煤想为之正名，强调这新兴的文学在特定时期也是政治上的批判武器。现在回想起来，把“文革”期间所发生的一切归罪于几个人，未免过于简单。巴金在回忆录里就追问自己的责任并深刻反省，这是新的声音，但是很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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